价值与实现：刑事证据规则本质探析

刑事诉讼结构虽然在根本上保障了实体公正的实现 ,但刑事证据规则在功能上有效防止了控辩对抗可能引发的控辩“纠缠” ,其本质在于追求效率价值 ,核心在于禁止提出带有更大虚伪性的证据 ,是实体性规则也是可出示规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因较强的职权干预保证了较高的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规则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 ,当务之急首先是完善交叉询问、举证责任等有关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以及确立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心证原则 ,刑事证据规则除已有的规定以外 ,应主要增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超前制定完善的证据法典从刑事诉讼结构发展角度讲也可以作为一种选择     

论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人权保障、司法正义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因传统上受大陆法系影响,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立法中尚属空白,由此才有了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司法不公、侵犯人权频频发生.确立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刑事立法、规范执法行为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理论角度,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确立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意见和构想.     

浅析“辨认欠客观”问题成因及解决路径

刑事辨认是发现案件线索、确认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之一。辨认手段、辨认结论能否发挥作用,取决其客观性之高低。目前我国的刑事辨认在立法上和实践上存在着制度建构粗陋、辨认成本溢于收益、证据地位模糊、权利保障欠缺及监督制约失衡等问题,导致辨认欠客观问题产生。因此,应从增设辨认方法规则、设置证据运用规则、建立辨认权利保障体系及网络化辨认陪衬者数据库等路径着手,推进辨认欠客观问题的解决。     

刑事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的配套设置

刑事证据规则单独立法符合我国司法的现实情况。确立刑事证据规则应注意与诉讼规则相互衔接 ,从而使证据立法有相应的诉讼制度作保障。     

刑事电子证据规则研究

基于刑事电子证据本身的特点,使用刑事电子证据应遵循关联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靠性规则和最佳证据规则,正确适用这四个规则对完善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意义重大。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做法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论刑事证据规则在中国的确立

当今世界,两大法系在证据规则方面的差距在缩小,由此也逐渐形成了在两大法系的多数国家都得到公认的一些证据规则。我国没有制定统一的证据法,有关证据的内容被分散规定于三大诉讼法中。近年来,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刑事证据规则也在不断的确立与发展中。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两个证据规定,使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更趋于完备。在这一背景下,本文综合分析我国现有的证据规则的规定,梳理证据规则的体系,分别就我国已经确立的主要的刑事证据规则：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言词原则;意见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进行分析。     

论刑事诉讼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

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明力薄弱的证据定案时,必须有其他证据对之加以证实以增强其证明力的一种证据运用规则.它要求对特定证据,即证明力薄弱的证据进行“补强”,否则不能直接定案.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保留了该规则,并进行了完善.但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构建框架还比较粗略,尚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对我国证据规则的理论体系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点评

2012年3月修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上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不强迫自证其罪、口供补强、特殊侦查措施等证据规则。刑事诉讼的灵魂是证据制度,证据制度的核心是证据规则。分析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对于刑事诉讼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事辨认制度研究

刑事辨认是一项重要的侦查方式,刑事辨认有利于发现案件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同时辨认结论在诉讼整个过程中有重要的证据价值。然而综观这次刑事诉讼修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尽管明确了辨认结论的证据资格,但是对辨认制度依然没有做出详尽、统一的规定,有关辨认规则的规定粗糙、模糊,而鉴于刑事辨认极易受到主观心理和周围环境影响这一特点,刑事辨认的实施存在非常大的隐患,成为我国冤案产生的温床。本文试图通过对辨认制度的风险分析、我国辨认制度的缺陷研究,同时汲取西方法治国家有关辨认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进而提出我国辨认制度的完善建议,以期对辨认制度的改革有所裨益。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反思与体系建构

尽管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缺少对证据规则的研究,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仍对一些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追求。但是其不足和缺陷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构建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考

刑事证据规则具有司法功能，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缺乏证据规则体系，缺少证据资格限制，规定比较粗疏，有的规定甚至互相抵触。从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与证据开示规则等方面探讨了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方法。     

传闻证据规则研究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原则上要求在审判中排除传闻证据,证人证言须在法庭上接受检验,只有在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庭外陈述。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人不愿作证、审判中大量使用书面证言的问题,该规则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为保障程序的公正性和诉讼的对抗性,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确立合理的传闻证据规则,并规定适当的例外。     

WTO: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机遇与挑战

加入WTO ,我们做出了遵守国际规则的承诺 ,对刑事司法领域而言 ,就是要遵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们应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参照系 ,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 ,以加入WTO为契机 ,加速我国刑事司法与国际接轨的进程。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司法效率、司法公开、司法独立、律师业的发展、无罪推定原则、反对自证其罪原则及沉默权、审前羁押、劳动教养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论我国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奉行要求对案件事实作出裁断必须依据证据的证据裁判主义。而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目击辨认中被辨认犯罪嫌疑人权利问题探析

刑事诉讼法关于目击辨认制度各方面的规定比较粗疏、操作性差．尤其是被辨认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的缺失以及难以得到充分的、有效的保障。可借鉴域外两大法系尤其是英美两国的相关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诉讼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侦讯技术水平等因素，弥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这方面的不足．以求达到目击辨认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大体平衡。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是讼诉活动中一项重大的证据规则。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 ,也有利于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现象。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要在形式上制定法律 ,在证据运用中仔细鉴别 ,排除非法证据     

析自然法及对我国刑事法治的启示

自然法思想及其所蕴涵的价值对西方社会法治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自然法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和个人养成了信法、守法的品性,形成了刑事法治的良好运行环境;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思想包括自然法理论对我国法律的影响与日俱增,直接源于自然法理论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已经明确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但我国的法治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法治之路仍很漫长。究其原因,是我国社会中长期缺乏自由、平等、安全的自然法价值。我们应在国民中培育这种自然法观念,培养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发轫于罗马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为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刑事诉讼法所规定,是现代刑事司法的一项基石原则。确立这一原则是基于以下价值理念:保护人权、防止错判、减少精神损害、维护既判力和促进侦查高效进行。这一原则在两个方面制约国家刑罚权的启动:一是对上诉的限制;二是对重新起诉的限制。但最近,这一原则有所松动。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规定了这一原则例外的适用,或者通过法律委员会建议这一原则应有例外,允许在特殊情形下重审无罪裁决案件,或者允许检察官对无罪裁决提起上诉。这一变化对我国重构刑事再审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