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及其提升

对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要从目标、运行机制、行为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几个维度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绩效。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绩效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构成,其提升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和挑战:导引不足,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贡献不彰,存在潜在的安全问题;技术系统缺乏协同,存在系统融合问题;公众参与不足,效果不佳;缺乏系统监管,影响治理效能。因此,应加强政府数据治理的战略和政策支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强化数据信息链的绩效贡献,重视数据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技术平台的系统融合,挖掘技术协同的绩效动能;注重公众的参与和体验,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数据治理的全方位管控体系,提升数据治理的绩效。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经验的证据

公众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深度访谈转录文本和政府官方文本进行编码，提炼出六个主范畴和一个核心范畴，构建了“意识—能力—保障”归因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个体身份特征、社会文化环境、其他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等共同构成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因素集，其中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能力和公众参与保障对公众参与有效性起决定作用；公众参与有效性类型可划分为互动合作型、自主探索型、被动参与型和无参与状态等四类，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较强，趋于互动合作模式。提出对策建议：培养公众参与意识，促进公众主动参与；提高公众参与能力，促进公众深度参与；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促进公众有序参与。     

美国大都市区合作治理的组织模式与借鉴

美国大都市区的府际关系复杂,跨域公共问题突出,政府间合作共治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探索了形式多样的大都市区治理公共问题的组织模式。典型组织模式是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建立双层制的大都市区政府,建立特定管理目的特别区政府和建立区域政府联合会或区域委员会。除了通过兼并和合并的方式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外,其他几种组织模式都有联合政府性质,由大都市区多个地方政府共同组建一个共同治理大都市区的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具有组织创设的合法性、组织职权的明确性、组织运行的民主性。     

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统合主义"政府: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统合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了国家或政府在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积极作用。借鉴和吸收“统合主义”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统治模式,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小政府、强政府”的治理理念对于加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行政效率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必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可持续性：一个系统性文献综述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既是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公共管理实践方式,也是公共服务伦理价值的回归。然而,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具体表现为参与的有限性和非延续性。运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可以厘清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可持续性的判断标准、影响因素及其改进策略等关键议题,实现对已有碎片化知识的整合,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而实现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可持续性的有效路径就在于构建政府与公众间的知识共享机制,这就需要关注于官僚理性知识壁垒的形成机理及其超越路径,以及利益相关者间的知识共享能力的构建。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公众满意度?——面向中国地级市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

公众参与是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是否能提升公众满意度还缺乏一致结论和实证证据支持。本文基于中国125个地级市的多源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和多层模型,实证研究了在政府绩效评估中引入公众参与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的相关关系不大,只有绩效公开维度同其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应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理性看待和合理引入公众评价,使其真正发挥绩效改进的潜在作用。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全球议程与行动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具有全面、全程与全球治理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社会隔离”“国际安全”“全球风险”“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五个公共议程。在五个公共议程发展脉络中，“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建设”“应急管理”“全球—地方”“加快研发”成为构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行动框架的五个维度，满足了创新性、整合性、普遍性与应用性的治理需求。为了避免回归“旧常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遵循“治理刺激—反应链”的原则下进行整合治理，以实现“更好的健康”和“重建得更好”的愿景。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政府绩效问责机制研究

近年来,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政府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公共机构,其绩效的评价已经成为促进公共管理改革、提升公共服务的管理和供给水平的重要推动力,政府绩效评价既是对政府已经发生行为的评价,同时又兼具对政府未来行为的导向作用。政府绩效问责机制的构建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绩效的治理,提升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绩效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促进政府绩效的公共治理环境的完善,提高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层次和水平。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公众有序参与对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促进

促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也是基层政府治理努力的方向。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离不开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支持,公众参与治理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公信力、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成效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条件与环境。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公众参与的应然与实然 --增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公民参与的“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尴尬反差,出现了若干不合拍和不同步的脱节乃至背离现象,这不能不影响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甚至使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的正当性遭受质疑。推动社会治理过程中积极的公民参与,必须将“实然”同“应然”结合起来,缩小理论同现实之间的距离,避免因两者相背离导致的公众受“欺骗”感以及消极参与和非理性参与的蔓延。     

疫情类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探究

疫情类网络谣言混淆社会视听,引发公众恐慌,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疫情类网络谣言治理是对我国网络舆情治理能力和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的重要检验,需要全社会有关方面的共同参与、联手应对。建议在认清疫情类网络谣言的特点规律、影响危害基础上,从政府、媒介和个人的多元主体出发,完善疫情类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     

论政府绩效评估的定位及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政府绩效进行衡量和评估也逐步成为公众和政府的共识。政府绩效评估作为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治理方式,是一种市场责任机制,也是提高政府合法性的有效工具。有效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是要有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我们可以从经济、质量、公平、稳定等四个方面构筑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权重结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问题——基于学理与实践的双重演绎逻辑

公众对民主权利的享有除了周期性的殿堂式投票外,还要注重日常生活中对公共事务处理的参与。因此,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路径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参与来监督政府,让其对公众负责,这种互动是政府以服务获取公众信任的交换正义。由此,政府绩效的公众评估是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构建的必然要求,然而政府绩效的公众评价存在效能低下的现实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相关主体观念、动力和能力方面的主观障碍;也包括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机制方面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相关配套制度也尚需完善。基于对珠海万人评议政府模式和杭州综合考评模式的梳理,从学理与实践的双重逻辑角度看,权重结构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运用大数据实现政府对大规模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所产生的海量信息的处理,也是政府绩效管理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的两条路径

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的“时空错配”,一直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难题，治理重心下沉成为大势所趋。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政府尝试运用数字化等手段，在政府体制结构和资源条件相对稳定的状况下，突破治理重心下沉的传统困境，实现城市治理能级提高。文章从动力来源、运行体系、运行机制与绩效控制等层面构建分析框架，将北京“吹哨报到”与上海“一网统管”案例进行比较，展现了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的差异化创新路径。在讨论以上两种路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稳定高效提升治理实效的复合式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