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模式演进中伦理精神的迷失与回归——基于张康之教授《论伦理精神》的社会治理历史反思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走向后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分别拥有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建构起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历史演变中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嬗变也会表现为伦理精神的迷失与回归。本来,人类社会中是包含着伦理精神的,但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却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仅仅在表现形式上反映出伦理的特征,而在实质上是与伦理精神相背离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突出了法的精神的时候,则把伦理精神彻底抛弃了,而我们正在进行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则呼唤着伦理精神的回归。这意味着,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倡导公益至上的伦理精神,充分实现善的价值,使人类社会恒久存在的公平、正义等追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内容。     

社会转型中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公共管理伦理学》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对工业社会的"法治"治理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由法治到德治的转变。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急需一次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以德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对后工业时代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合作社会中的合作治理: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张康之教授在《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中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合作治理模式,并通过合作治理去建构合作的社会。合作的治理模式与合作的社会并非自然演进形成,而是人的自觉建构的产物。以建构为主线,从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两个维度对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思想作出梳理与解读。     

教育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概念及话语重构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开启了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整个人类亟须通过重构教育行政伦理研究话语来更好地服务于后工业社会下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随着反腐和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教育行政伦理研究的重要性被更加凸显出来。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省察和反思教育行政伦理研究,可以发现:教育行政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期,经过短期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概念谱系。当前,人们亟须按照后工业社会的要求,来解构和扬弃根植于工业社会话语体系所建立的行政伦理研究传统话语,最终建构起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教育行政伦理研究话语体系。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在传统伦理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之间

启蒙就是要促使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激发人的无穷想像力和无限创造力,真正确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创造条件。     

关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检讨

社会发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社会延绵向前的根本.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和伟大的进步.但是,在传统发展模式的本性之中潜藏着各种危机的祸根,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合规律的社会发展需要以人为中心和尺度的价值评价和伦理规范.要依据社会发展的内在伦理性,以伦理的向度审视社会发展,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为社会发展设定合理的道德界限,确立社会发展的适度伦理张力,发挥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我评价、自我调控、自我约束、自我校正、自我免疫的伦理机制,避免社会发展的伦理危机导致社会发展的灾难.     

权利伦理——公民伦理的道德本质

公民伦理是西方文化语境的产物，西方自古希腊以来萌发的民主到启蒙之后确立为人的主体性和公民社会的权利向度。公民伦理的自主和平等的特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以权利和主体性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利伦理，是以现代政治国家为背景和基础的公共道德。当代中国建构公民社会和培养公民伦理，应发展公民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权利主体性与道德主体性。在公民教育中以权利向度启发公民作为公共主体的角色定位和价值认同。     

契约伦理精神与和谐社会建构——《正义论》契约伦理思想的一种解读

契约伦理是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相伴而生的,蕴含着尊重和保障人的生命、自由和平等,追求制度正义和社会良序化的伦理精神,罗尔斯的《正义论》完成了契约伦理从道德规范向伦理制度的现代性转向,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论人类治理模式的演变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政治为本位,未能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从"类"的视角出发,考察人类公共治理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依次经历了部落治理模式、自然国家治理模式、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人类治理模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即由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为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全球治理时代.全球治理是人类战胜来自社会内部和自然界的双重致命威胁的唯一途径,也是人类终结其原始敌对情结和集体恶性竞争的唯一道路.为此,人类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学应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提供革命性的理论学说.     

社会合作治理的伦理观念与视野论析——《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价值述论

公共治理、公民治理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由于社会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因谋求个体理性至上,而难免让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一度陷于治理困境.<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系统提出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是对现有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的超越与扬弃.该书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从行政伦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确立了作为学科的行政伦理学所应具有的新观念和新视野,并在此过程中建构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从总体来看,该书具有体系新、观点新、跨学科、中国化、国际化、建构性等特征,体现了著者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是我国研究行政伦理学的又一佳作,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研究日益走向成熟.     

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启示——从中国可能建立什么样的治理体系角度看

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须以清楚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为前提.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其主导性社会关系是直接性的.西方社会是理性社会,其主导性社会关系是间接性的（有中介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本质是党组织与社会一体性.党组织是社会结构主干,在建构社会中发挥整合功能与组建功能.通过阐述土地改革会发现党由此建构了与农民的伦理关系.文章对当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否加速中国社会由伦理社会进展至理性社会这个最大难题做了初步探讨.由于实证科学难以给出确定答案,从而转换为人成长为自然人、法人之哲学前提进行讨论.最后提醒此过程不可操之过急.     

论社会治理中的职业化及其技术控制

与近代以来的职业化相一致,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也出现了职业化。职业化造就了一个以社会治理为专业的知识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为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技术控制,努力把社会治理体系营建成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封闭体系。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技术控制是基于一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而建构起来的,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这种技术控制发挥了巨大的正向功能。但是,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技术控制的消极效应日益彰显。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对官僚制组织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控制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而在如何终结技术控制的问题上却是莫衷一是。其实,技术控制的终结将是一场组织变革的成果。也就是说,当人类的社会治理不再依赖官僚制组织,而是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去取代官僚制组织,技术控制也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合理性,从而被人们所抛弃。     

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

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德治为本"的社会,行政伦理在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传统行政伦理必然走向现代化。那么对行政伦理进行历史的梳理与观察,探讨其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传统行政伦理向现代转型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伦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生态伦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特殊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生态伦理的学习、研究、宣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在精神本质上存在着一致性。二者都着眼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解决威胁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生态失衡问题。生态伦理侧重于理论建设,生态文明侧重于实践,生态伦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生态伦理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认识和批判作用生态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还需关注其道德内涵——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礼法合治”思想的启示

就社会治理文明历史传承而言,西方法治文明大厦是建立在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及其衍生的思想成果之上,并形塑出西方法治今天之样式。而华夏文明之"礼治"传统及其伦理哲学在历史上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及文化特征,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华夏治理文明呈现出重于"德"而轻于"法"的制度及文化表现。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华夏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法治文明的文化融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特别是认真汲取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重视"礼法合治"思想的有益成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康德、福柯启蒙思想之现代性品格探微

康德启蒙思想的主要旨趣在于揭示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的启蒙意旨是在关涉我们自身之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指向在于构筑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并用知识代替幻想之意愿的追寻。在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序良俗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转换

中国传统伦理，是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源头活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社会伦理的转换，面临对旧伦理的突破与新伦理的建构。我们要吸取传统伦理的精华，借鉴和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才能建立起民族伦理精神大厦。     

论超越了协作体系的合作体系

在工业社会,适应社会分工以及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建构起了一个协作体系.协作体系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为人类工业社会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空间,孕育了伟大的工业文明.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都意味着人类正在经历伟大的历史转型期的阵痛,也意味着人类必须超越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用一种合作体系取而代之.官僚制组织是协作体系的典型表现,而属于合作体系的组织形态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对合作制组织的研究对于寻找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组织形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