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初探

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我国证券市场日趋成熟,监管体制日益完善,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借鉴国外三种不同的证券监管体制,提出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几点建议。     

证券监管和解理论与制度研究——我国证券监管路径新选择

证券监管和解制度是应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对高效、快捷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机制的强烈要求而生的。其实质是行政和解在证券监管领域的运用，表现为一种非强制、非对抗、贯穿契约自由精神的行政纠纷解决模式。证券监管和解制度在美国、我国台湾及香港等地区被广泛运用，并设置了诸多精巧机制，健全了这些地区的证券执法体系。我国的证券市场正处于稳步发展时期，日益增多的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行为对现行低效率证券执法体制形成巨大挑战。证券监管和解应是解决当前执法效率低下的有效途径，应积极探寻这一执法制度在我国的作用空间，构建与市场发展状况及现行制度相吻合的机制，这是增强我国证券监管与执法力度的一种新路径选择。     

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改革

证券监管体制指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设立或认可的对该国证券行业进行制度化管理，控制与协调的整个体系。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已经初具规模，在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稳定，制止证券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在实践中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改革和完善证券监管体制是我国证券法制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一、英美等西方国家证券监管体制的借鉴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自律型监管体制和国家（政府）型监管体制。前者是指通过证券行业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进…     

证券监管的目标和路径

对证券监管目标的认识应该回到证券市场，只有对证券市场的功能清楚明了，才能客观地把握证券监管的目标。按照经济分析的思路，证券监管的法律架构应该服务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但是将提高市场效率作为唯一的监管目标有失偏颇。自然法学并不排除财富最大化和效率，而自然法学中的正义、理性、道德等丰富的思维切入点给证券监管的目标带来了更开阔的视野。证券监管的目标应该包括公平价值引导下的投资者保护和理性限度内的效率。基于不同的分析范式，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也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取向。     

论归入权之行使——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归入权之完善

归入权依内部人短线交易而产生 ,对内部人短线交易之收益行使归入权旨在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性。我国《证券法》对归入权的行使规定过于宽松和机械 ,操作性不强。结合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法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实践 ,对行使归入权的主体、归入权行使的对象、行使归入权的期间以及归入权的利益计算等进行分析 ,指出我国在归入权的行使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看经济法的本质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的范畴,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本质同样也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本质。而证券市场具有一般市场的特征,当然具有一般市场的缺陷,同耐具有自身的缺陷。本文主要从政府监管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出发,简要论证在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同样折射出经济法的本质,即国家干预。     

论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

行政紧急权也称行政应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政府在行使行政紧急权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因此,应将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行政紧急权行使必须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对其予以规制。     

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证券监管体制改革

一、新一轮改革的背景 这次香港证券监管体制改革,虽然从1999年3月财政司司长公布全面性改革方案后才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但实际上它仍是“八七股灾”[1]后根据《戴维森报告书》[2]建议进行的改革的延续。同时,国际证券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带给香港的压力日益增大,也是改革的动因之一。亚洲金融暴对香港证券市场的重创后暴露出的香港证券监管的弱点,则是加快改革进程的触发点。正是多方面的因素,推进了香港证券市场新一轮的改革。     

对证券监管的法律监督应加强

市场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市场。而实践证明,市场存在大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市场失灵问题,使得市场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证券市场亦是如此。因此,为了消除证券市场的失灵,除了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外,政府的监管不可或缺。但是,证券监管也同样可能失灵。那么,如何消除证券监管的失灵呢,监管“监管者”。     

论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素来以股票市场为风向标。随着后股改时代的来临,市场结构日益合理,证券品种日益多样,投资者构成日益多元化,市场化程度日益积聚,与国际证券市场的联动性日益显著,市场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而与市场发展相辅相成的证券监管体制也应在此背景下接受革新,祛除不合理因素之干扰,实现监管体系组成元素间的有机互动、协调相长、对等合作,不断自我完善,以促进市场的突破性发展。     

论政府监管权规范运行的制度完善--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对食品安全领域实施有效监管。政府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并不能完全保证监管行为的公正性,特别是监管者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监管权力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肯定政府监管有助于抑制市场失灵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扩张、滥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必须在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激励监管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以保证食品安全领域政府监管权力的规范运行。     

虚假陈述的监管与信息披露担保--基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若干思考

信息披露制度是现代证券市场的重要基石,而虚假陈述则是发行人对信息披露义务的严重违反.为能有效地将虚假陈述拒于证券市场之外,除了由证券监管机关在各个环节层层把关,要求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之外,更应引入虚假陈述担保制度,由虚假陈述担保人就信息披露文件的虚假陈述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引入推定过错和推定因果关系理论,实现投资者追究信息披露担保人虚假陈述赔偿责任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定位之我见──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司法权的行使具有极为被动的特征,而行政权则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由此产生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既有基于法律规定的相互渗透,也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超越。对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定位分析还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审理根据等问题。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美国证券执法中的行政法官制度

现代资本市场对证券执法提出了统一性、专业性、独立性、高效性、权威性的要求。美国依托自身实践,发展完善了SEC行政法官制度,在发挥其专业、高效等突出优点的同时,秉承制衡、救济的宪政司法基本原则,从人事任免、职权范围、程序安排、司法审查等方面加以规范约束,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法院真的推动了法治进程吗?——中国法院审理金融行政案件引发的制度性反思

在2000年海南凯立公司因寻求公开发行股票未果而提起以中国证监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发生之后,各方给予很高评价,并期待该案在推动未来我国金融市场法治化发展方面能起到重大影响。然而,凯立案发生之后近十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化进程实际上已经证明当初人们的乐观预期落空了。在股票发行领域,监管者的实质性审查权力与现代金融市场的法治化要求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进而阻碍了法院成为提升金融法治程度的推动力量。     

证券内幕交易的犯罪构成

内幕交易是我国证券市场难以根除的顽疾。尽管十多年来,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先后处理了许多证券违法违规乃至犯罪的案件,但其中以“内幕交易案”来认定的则少之又少,即使被查获,也只能以行政处分了事,内幕交易依然肆虐横行;而形成现时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内幕交易犯罪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充分认识所致。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证券法》、《刑法》,有效地打击内幕交易犯罪,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当今学术界的流行学说,对内幕交易的概念及内幕交易犯罪所侵犯客体、内幕信息的含义和范围、内幕人员的含义和范围、犯罪的主观方面和的客观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论“光大证券事件”中的期货内幕交易

光大证券在期货市场的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值得深究。从解释论的角度看,证监会的处罚没有说明为何光大证券属于内幕知情人,通过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2条第12项的解释,应当认为光大证券作为期货投资者,不属于期货内幕知情人,因而不构成期货内幕交易;从英、美两国的规定看,无论是通过对期货内幕人范围的限定还是规定相应的抗辩事由,比较法上的经验都说明了并非利用重大非公开的信息都可构成内幕交易;分析期货市场的特殊性,可以发现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而套期保值者相比于投机者具有不可避免的市场信息优势,为了实现套期保值与市场的流动性,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期货交易属于期货市场的惯常做法;"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给资本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我国期货监管机构以及交易所对该种异常情形缺乏规定的情况下,其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套期保值,仍然属于该惯常做法的范围内;若监管机构拟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应该事先制定例外规则,对特定类型的做空交易进行限制。     

政府横向权力配置新论——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的分析

在＂结构功能主义＂权力分立观看来,政府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是一种政治性、法律技术性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权力;为了实现相应的政府职能,这些权力应当由相应的政治性的机关（立法机关）、法律技术性机关（司法机关）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机关（行政机关）来行使;为了保证各政府机关能够＂称职＂地行使相应的权力,各政府机关的组成人员、运作规则应当具备不同于其他机关和人员的制度设计。尽管当今世界各国存在国家性质和政权体制的不同,但是三种权力的性质却是永恒不变、超越国家界限和超越意识形态的。我国当前权力机关（民意机关）和司法机关（法院）的行政化倾向不利于国家职能的有效实现。     

后疫情时代证券领域事中事后监管危机及其应对

本文认为,证券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仍面临三重压力: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的证券发行监管放松;中概股回归导致的事前监管放松与事中事后监管压力提升;金融行政诉讼中证券行政行为审查的严格化趋向。为防止证券事中事后监管失效,应重新审视事前监管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动态关系,发挥信息监管、信用监管与行政处罚的联动作用,推动私人规制与合作治理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