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幕交易罪

主要论述了内幕信息和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含义和范围 ,内幕交易罪的客观方面及内幕交易罪的主观方面。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比较研究

各国都高度关注内幕交易,从逻辑上说,对证券内幕交易进行打击,首先要对内幕人员的合理范围进行法律界定。美国以内幕交易归责理论为理论基础追究内幕交易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犯罪主体范围随归责理论的发展逐渐宽泛。我国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较晚,刑法理论界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还是一般主体存在争议,核心问题是我国对内幕交易主体的界定范围过于狭窄。     

《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2012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是"两高"针对证券、期货犯罪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共11条,全面系统地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定罪处罚标准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诠释。为准确理解、适用《解释》,现就《解释》的     

内幕交易罪的经济学分析

在行权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内幕交易罪行权模型,能够针对内幕交易犯罪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运用动态数据深入分析犯罪行为的内部构造。犯罪经济学行权模型更加契合内幕信息持有人理性选择与犯罪收益最大化的实用性前提设置。明确对内幕交易罪净收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辨识其正负作用,能从权衡经济利益的角度完善证券交易与监管规则,有效控制内幕交易罪。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填补了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基金业"老鼠仓"刑法规制的空白,为有效打击基金业"老鼠仓"提供了刑罚利器。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罪名,与同处《刑法》第180条的内幕交易罪缺乏应有的协调性,同时也缺乏应有的周延性。该罪的犯罪主体、未公开信息的范围、情节严重的标准等的不明确可能会给司法带来一定的困难,应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未公开信息的范围、犯罪主体,还应将泄露未公开信息也纳入该罪的范畴。     

重磅打击证券期货犯罪 发挥司法审判指导效能 访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

2012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内幕交易解释》)的新闻发布会。《内幕交易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证券、期货犯罪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总共11个条文,已于6月1日起开始施行。"两高"为何出台该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着重于解决哪些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于近日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内幕交易解释》的出台背景?裴显鼎: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飞速发展,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呈逐年增多发展态     

惩治内幕交易犯罪 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首部证券期货犯罪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22日对外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两高"针对证券、期货犯罪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共11条,将于2012年6月1日正式施行。     

证券、期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研究

1997年新刑法第 1 80条规定了证券领域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1 999年 1 2月2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该条文作了补充 ,使修正的刑法第 1 80条所规定的犯罪成为证券、期货领域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犯罪。一、证券、期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犯罪构成1 .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即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管理秩序和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证券是供投资者进行买卖的特殊金融商品 ,其价格受证券发行人因素、证券市场因素及证券市场外部因素的影响。了解并掌握关于这些因素的信息 ,是证券投资者买卖证券、作出证券…     

证券内幕交易中短线交易犯罪的认定与处罚研究

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上一般都强调惩处短线交易犯罪,我国《证券法》也明确规定短线交易属非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内幕交易罪,但并未详细规定短线交易犯罪,这样便产生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着重从证券内幕交易的视角,对处罚内幕交易犯罪中短线交易和归人权作一专题探讨,以期更好的完善我国内幕交易罪中的短线交易和归人权处罚问题,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全面均衡和健康发展.     

析证券内幕交易罪

我国证券市场曾受到内幕交易问题的困扰 ,新刑法对证券内幕交易罪作了规定 ,但比较原则 ,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如“内幕交易罪”中的内幕信息含义和范围 ,以及内幕人员的含义和范围 ,都要进一步进行司法解释。在定罪量刑上对主观要件、客观要件 ,以及什么是“情节严重”等规定应更明确具体 ,具有可操作性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证券市场严重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犯罪化了,但新刑法颁布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关于此罪的规定很少被适用,刑法的预防、威慑和惩罚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这与日益严重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犯罪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笔者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刑法规定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刑法、附属刑法、行政法规之间缺乏应有的衔接和协调而导致司法操作的困难。本文立足于刑法180条(修正案)的规定,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在主体、客观方面、处罚等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

在我国 ,刑法规定非索取性受贿罪的成立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 ,而刑法理论上对这一要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主张 ,文章在对这种种主张进行分析后认为 ,无论采用那一种主张 ,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者逃脱受贿罪的刑事责任 ,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去除这一要素。     

贷款诈骗罪定性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 ,在对贷款诈骗罪的认定上 ,无论是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 ,还是犯罪数额及犯罪形态 ,都有许多特殊的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这对于正确处理贷款诈骗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争点问题

刑法第311条规定之罪的罪名应当被确定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该罪侵犯的直接客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犯罪的侦查活动.该罪行为在时间、内容及程度上均有其特定性.该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其罪过形式应当是直接故意.在认定上,主要应当注意该罪与包庇罪、伪证罪及妨害公务罪的区别.     

身份犯类型的学理探讨

身份犯是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由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主体进行的一类犯罪。根据主体身份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影响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 ;根据主体身份的形成原因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 ;根据主体身份的确定程度 ,可以将身份犯分为定式身份犯与不定式身份犯 ;根据刑法中规定的身份犯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是否要求具有特定身份之主体去亲自实施 ,可以将身份犯划分为排他性身份犯和非排他性身份犯。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概念应当全面含盖刑法第347条、第350条第2款、第355条的规定,作者据此对本罪的概念和特征作出了重新界定。文章还列表表示了本罪数额与情节和刑罚适用的关系,列表界定了毒品再犯制度与累犯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中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

It becomes a tendency to introduce the German and Japanese theory in the structure of crime to restructure that of China. However, Chinese structure of crime is not that poor as criticized, while that of Germany and Japan applauded by reformist also has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confliction inside the system, the deviation of actuality and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e only systematic notion, etc. The issues of Chinese structure of crime, e.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nstituents is not clear and the concept of crime deduced from the structure of crime is too simple, can be solved by carrying through the object-preferred step-up notion and setting up the concept of crime with various meanings. Thus,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crime does not have to be restructured. Li Hong, professor of criminal law, works at Law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e got his M.A. and Ph.D, first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and then at Doshisha University, Japan. His primary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elements of crime, corporate crime and Japanese criminal law and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Study of Omission, Study of Corporate Crime and Reflection on General Criminal Issues, etc.     

《合同法》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的诈骗罪,同时源于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内容、形式及合同主体的涵盖范围与《合同法》的是否一致之分歧。争议颇大的刑事理论导致了刑事司法实践案件的处理不一。因此,理清这些相关问题,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正确认定意义重大。     

主观超过因素新论

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并不否定主观超过因素的存在。无论大陆法系刑法抑或英美法系刑法基本都认可主观超过因素的定罪意义。所谓主观超过因素是指在构成犯罪的各要素中,超出故意内涵之外的主观要素,其中主要包括目的犯中的犯罪目的及倾向犯中的内心倾向。对于表现犯中的内心表现完全应该作为犯罪故意的内容,不宜按主观超过因素来对待。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观超过因素存在与否的判断极为艰难,因此必须坚持弱化口供,强化推定及强化证伪的认定原则。     

重大责任事故罪相关问题探析

重大责任事故罪修改之后,其整体宗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刑法第134条第1款和第2款之间成为了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或者说是注意规定的关系;其次,犯罪主体从特殊主体成为了一般主体;最后,在"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认定上必须做实质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