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重新界定我国虐待罪的犯罪主体问题——以幼师虐童案为展开

频频曝光的幼师虐童事件暴露了我国刑法对虐童行为刑事处罚上存在的法律空白和尴尬境地。现行刑法中没有合适的罪名来规制这些虐童行为，同时局限于刑法中虐待罪主体的限制，大量的严重虐童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罚。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必要对现有刑法进行修正，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发挥刑法在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上的应有作用。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初探

频发的虐童事件不断冲击着社会公众的视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何对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治理．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之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之下。对于虐童行为的规制，仅仅需要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即可。并不需要单独设立一个“虐童罪”。这是因为：其一．类似于“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的虐童行为更符合虐待罪的特征；其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而非增设虐童罪，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体系的完整性。     

虐待行为的刑法规制——由“幼师虐童案”引发的思考

现实生活中“虐童案”不是个案,虐待他人行为也不只是虐童一种.处在社会更广泛范围内的、发生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般性的虐待行为,较多存在且社会危害性严重,应该运用刑法进行规制.我国刑法中的专门虐待行为罪名即虐待罪、虐待被监管人罪、虐待部属罪和虐待俘虏罪,由于行为主体和对象的限定性,均不能适用于一般的虐待行为.虐待的故意和行为有其自身性质,一般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但部分虐待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并符合其他的相应要件,可以适用侮辱罪.虽然这是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值得肯定的司法理念,却是次优之举,最佳方式是立法完善.     

增设虐待动物罪之思考

增设虐待动物罪，是规制愈来愈严重的虐待动物现象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法律生态化的刑法表现。虐待动物罪的法益是，动物所享有的基本生存权利。本罪主体上是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以及单位，主观上是直接故意或者是间接故意，客观表现是实施虐待动物的行为，情节严重。犯罪对象是脊椎动物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动物。我国应在正在起草的《动物福利法》中增设虐待动物罪。     

教师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教师虐童涉罪行为的刑法分析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这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论教师虐童犯罪的刑法规制

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是以寻衅滋事罪还是以虐待罪处罚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多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是这并不合适。从长远考虑,应当适当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情节作为该罪告诉才处理原则的例外,据此以虐待罪规制教师虐童犯罪,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论虐待罪法律规制的范畴——以北京董珊珊案件为例

立法者设立虐待罪是为了加强对家庭内弱势群体人身的特殊保护,将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不符合其他犯罪而又长期存在的轻微伤害行为用法律加以规制,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等罪是位阶的关系,对董珊珊被殴打致死的恶性故意伤害案件,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     

论虐待罪法律规制的范畴——以北京董珊珊案件为例

立法者设立虐待罪是为了加强对家庭内弱势群体人身的特殊保护,将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不符合其他犯罪而又长期存在的轻微伤害行为用法律加以规制,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等罪是位阶的关系,对董珊珊被殴打致死的恶性故意伤害案件,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     

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法理探析

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法律对危险驾驶的立法规定不足,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法正确评价该行为,有必要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准确地界定,在刑法中单独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酒后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过渡性罪名。     

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罪浅析

滥用职权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严重违法现象。滥用职权行为超越刑法界限必然导致构成滥用职权罪,而行政执法领域又是行政滥用职权的多发领域。正确分析及认识其滥用职权罪的原因,并找出相应对策,对推进我国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伏击战法在公安边防战斗中的应用研究

公安武警边防部队的作战对象大部分是违法犯罪分子,近些年来,这些人为达到犯罪目的,在行动中采用各种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公安武警边防部队是一支执法的部队,战斗中能否将犯罪分子捕获,决定着边防战斗的胜败.伏击战法是捕获犯罪分子、实现最佳战果的理想战法.该战法有利于实现最佳作战目的,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从自然规律、刑罚目的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刑法都应规定刑事责任的最高年龄。在完善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无刑事责任年老者的危害行为的处置可参照对未成年人危害行为的处置办法。     

恶意诉讼及其救济初探

诉讼是人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但在诉讼的过程中,基于法律制度的残缺和 个人不法利益的驱动,一些人恶意提起诉讼,给受害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害,并且造成国 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因此,对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 行为应当予以遏制和惩戒,对恶意诉讼人妨害民事诉讼的,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构成民事侵权的,应 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触犯刑律的还应承担刑事责任,从而提高恶意诉讼的成本以有效防范恶意诉 讼,建立公正、廉洁、高效的诉讼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刑事被害人参与量刑问题研究

自从国家代替私人成为控诉犯罪的主要承担者以来,被害人地位越发渺小,在刑事诉讼中多承担控方证人的角色,成为控方指控犯罪的工具,其独立的司法诉求往往处于被漠视的境地。因此,建立被害人有效参与的量刑程序,对于保障被害人诉讼地位,构建平衡的刑事诉讼模式,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提高对司法判决的认同感方面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刑事技术"教学综合训练"初探

刑事技术综合训练,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地点,依照法定程序,在科学理论体系指导下对各种刑事技术操作技能的综合演练,包括教学综合训练和实战综合训练两种方式.教学综合训练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整个训练中必须做到严谨科学、严肃认真、严格管理、严格要求.     

后现代、刑事和解及公共政策

＂后现代＂是对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总体性思维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的反思和反动。刑事和解则是多元视角中的一种平等对话机制,和后现代有着天然的联系。后现代以公共政策为中介,对刑事和解进行自我限以求在国家刑法主导,刑罚在场的情况下实现和解目标。中国刑法应当认真面对后现代思潮,使刑法呈现出人文学科应有的风貌,并积极促进刑法理论变革以回应社会实践之需要。     

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研究

生命科技犯罪是犯罪学、刑法学与生命法学的交叉领域,是一个需要犯罪学家、刑法学家及生命法学们共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理论新区,但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理论新区的研究却极度不足。不仅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视角过于受制于现行刑法的规定,且缺乏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宏观研究及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关注。在目前我国生命科技犯罪频繁发生以致影响刑法正义与和谐社会建构的情势下,强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为此,急需要我国加强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研究。     

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

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是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点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存在严重的以罚代刑问题。立案监督机制向前延伸 ,建立对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或定期审查机制 ,既是保障依法行政的客观需要 ,也体现了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和职务犯罪监督的双重意义。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