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的政治化与中国崛起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太平洋国家间的一项着力于经济事务的议题,但它自然地具有一定的政治向度。美国参加TPP后掌握其主导权,逐渐使之显现出了政治化的趋势,成为配合美国近期战略调整的工具。这对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安全地位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挤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正当利益和正常战略空间。虽然存在政治化的需求,但在政治向度上的进一步深化使TPP面临着许多困难。尽管中国是否参与尚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现阶段对TPP应积极关注、冷静应对、适当作为。     

“亚投行”在突破TPP壁垒中的法律应对

"亚投行"系中国倡议的首个政府间、区域性的多边金融法人机构,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环节,亦是中国突破已达成的TPP贸易区壁垒的重要着力点。"亚投行"将重点服务于亚洲区域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助益亚洲区域贸易、融投资规则的一体化发展。与TPP完善的投融资规则相较,"亚投行"需要完善内部治理规则,建构"贷款投资保险机制"、"贷款争端解决机制"等融投资治理框架,以应对TPP的挑战。     

“亚投行”在突破TPP壁垒中的法律应对北大核心

"亚投行"系中国倡议的首个政府间、区域性的多边金融法人机构,是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环节,亦是中国突破已达成的TPP贸易区壁垒的重要着力点。"亚投行"将重点服务于亚洲区域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助益亚洲区域贸易、融投资规则的一体化发展。与TPP完善的投融资规则相较,"亚投行"需要完善内部治理规则,建构"贷款投资保险机制"、"贷款争端解决机制"等融投资治理框架,以应对TPP的挑战。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中国FTA战略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呈现一种"多框架并存、竞争性合作"的特点。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美国力推TPP以介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港澳台进一步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对此,中国需冷静应对TPP,同时积极促成东亚"10+X"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并积极联合港澳台,共同谋求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     

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四大结构性矛盾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这样的地理位置天然地就与不安全感联系在一起。从陆上周边来看,活跃在中国周边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都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此外,还有朝鲜半岛核危机,事实上已经上升为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问题。从海上周边来看,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着岛屿主权之争等问题。因此,中国周边安全问题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趋势。但是,从战略的层面看,有四大结构性矛盾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即中国对外开放与岛链困锁的矛盾、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非武力挑衅的矛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TPP协议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遏制的矛盾。因此,处理中国周边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智慧。     

寻找推进东亚合作的路径

近来,东亚合作出现了许多乱象。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东亚似乎对未来变得方向不明了。尤其是去年以来,美国"幡然醒悟",誓言"重返亚洲",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要创建"美国的亚太世纪",东亚合作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东亚合作的进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地区的     

TPP协定下的常规争端解决机制:文本评析与启示

TPP协定的面世推动了全球经贸规则的新一轮博弈。在争端解决领域,新生的TPP常规争端机制实现了若干突破与创新。它们既弥合了现行WTO争端机制的不足,也推动了当前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纵深发展,更为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野田内阁加入TPP的战略意图探析

TPP是一种旨在实现贸易、投资及人员往来等全面自由化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野田内阁意图通过TPP提升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国内农业的结构性改革,重振日本经济;在对外关系上,则欲借此修复巩固日美同盟,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并在未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基于上述战略意图,尽管遭到日本国内长期依赖财政补贴及贸易保护的农业部门和希望继续维持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医师会等团体的坚决反对,以致日本面临政治分裂的风险,野田仍作出了参加TPP谈判的政治决断。     

日本农业政策困境解读——从“第三次开国”说起

最近,日本政府几次三番表示要加入TPP,并将其喻为第三次开国。其背景是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至今仍然无法摆脱低迷状态,而同处东亚的中国发展势头强劲,韩国在自由贸易方面已经走在前面,另一个贸易伙伴美国则已经开始了加盟TPP的谈判。民主党政府认识到要重振日本就必须"开国",而开国的前提是必须对农业尤其是高米价政策进行彻底改革。但是,日本战后以来持续多年的农业政策有其深刻背景,改革阻力极大,再加上大地震的影响,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     

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掣肘因素研究

自美国全面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韩国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希望全面参与其中以提升本国在美国盟国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韩国在实际参与过程中总是受到内部和外部种种因素干扰,使其在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受到约束。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期望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最为关键外部因素;朝鲜核问题也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也使韩国在军事领域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顾虑重重。韩国政府、民众对韩国是否加入TPP以及"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否应当部署韩国存在巨大分歧,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内部因素。这些掣肘因素对中国反制美国亚太战略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和作用。     

MAI谈判与TPP投资规则谈判的比较分析及对中国的借鉴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潮带动了多边投资立法的兴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年努力制定的MAI草案就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由化性质的多边投资条约。尽管MAI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给后续的投资谈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金融危机时代,"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在亚太地区迅速推进,其涵盖内容之广,谈判程度之复杂,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本文立足于MAI谈判的经验教训,重点剖析MAI草案与TPP投资核心规则的异同,通过总结TPP谈判成功的经验,以期对中国应对TPP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方法。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学风和文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学风和文风,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以及"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从根本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亚太经济一体化与合作进程解析

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基础是经济链接,合作机制的构建基于推动开放的区域市场,亚太经合组织(APEC)承担推动开放的主要功能。由于区内经济关系和结构的变化,各方基于本身的利益参与和推动不同的自贸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难以包容亚太整体,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可提供整体框架。     

4.怎样理解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是"双赢"?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这个协议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体现了"双赢"原则,不仅对促进中美两国经贸的发展有利,对世界也将产生很大影响.     

TPP环境规则的特征变化及制度启示

TPP环境条款涵盖议题广泛,既有原则性的环境条款,也就具体领域展开规定;既有实体义务条款,也有确保环境义务得以落实的程序机制条款。总体而言,TPP环境条款是环境保护规则的"升级版",是现有环境规则的"集大成者",虽短期影响趋弱,但展示了国际经贸协定中环境规则发展的深远趋势。我国应该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对TPP环境规则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认真考虑现有的经贸投资与环境制度是否兼容,确定应对措施,积极争取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     

应对TPP高标准环境政策的新思路——适度环境标准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对构建新一代高标准环境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它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乃至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不容小视。其高标准的环境政策对我国有较强的不适应性。"适度环境标准"是针对TPP环境压力提出的一个应对策略,它是在加入TPP背景下的一种折衷性或均衡性的制度安排,即在制定环境与贸易政策时,通过环境规制与贸易增长的"U"型曲线模型的变化规律,适度考虑和兼顾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分阶段制定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环境规制政策。"适度环境标准"实施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寻找"U"型拐点以确定我国的现状,二是对国内的经济和环境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三是通过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增强两大阵营相向而行的凝聚力。     

中国近代第一批女报人的诞生及其影响

在戊戌变法运动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维新派首次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倡导女性解放,发展女性教育.在此影响下,中国近代第一批女报人脱颖而出,虽然其数量不多,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对女性运动的推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浅析孙中山民生思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美国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孙中山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够把言和行,号召和组织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他成了中国民国的国父＂。[1]除了伟大的革命实践之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民生主义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反恐时代的美国军事制度改革——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到罗伯特·盖茨

九一一事件以后,面对风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小布什政府开启了一个军事制度改革的时代。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罗伯特?盖茨持续不断地推动美国军事制度的改革,试图满足美国反恐战争的要求。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期间,积极推动美军转变军事学说,改革美军组织结构和国防部的制度形式,调整军政关系,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另外,美国还广泛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大力推动网络中心战。盖茨就任国防部长后,致力于处理拉姆斯菲尔德遗留的问题,继续推动美国的军事制度改革。他推动美国军事力量的再平衡,调整陆军的官僚体制,革新陆军文化,改革国防部的商业模式,并针对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念。尽管在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的军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阻力,但是其改革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制度,影响到未来美国军事制度变革的趋势。     

新常态下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与启示

美国"再工业化"旨在通过重振制造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新一轮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这将对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特殊时期的中国制造业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的重要支柱,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将成为"新常态"的根基。笔者通过深入探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质与政策,并分析其影响,以期更好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寻求可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