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再生和新生:法治中国的文化进路——以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在法治中国文化进路上,传统法律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中国时空坐标的逻辑原点,是法治中国进程的内源动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仁政思想、民本情怀、天人合一、和谐大同等思想铸就了法治中国的文化品格。从"德治"到"法治":宪法法律至上中融入"德主刑辅";从"民本"到"人本":主权在民的背景上坚持"以人为本";从"吏良"到"善治":制约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坚持"为政以德"开启了传统法律文化返本开新式的转换路径。     

古代“德法并用”治国策略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影响与借鉴

"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总纲式资源,传统法律文化是礼法文化。"德法并用"是"礼法合治"传统在治国策略上的具体实践。"德法并用"的治国策略充分发挥了政治、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在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处理上,道德占据主要地位,这造成古代社会法律缺乏独立的地位和品格。法治中国建设应充分发挥"德法并用"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需要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在官德建设上在加强官员自律的同时,实现法制化补位。     

“法”与“德”的兼容——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考

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最基本最通用的治国方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本文从理论上考察二者的兼容，通过分析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含义、优势及二者结合的必要性，提出法治与德治，都有其独特地位和功能。作为社会调控、国家治理的两种资源，法治强制人的外部行为，德治规范人的内心世界。如果德治不举，人心不稳，法治就会千疮百孔；而法治松弛，惩恶不力，德治也会破堤而溃。因而唯有法德兼治，方能治国平天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且被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礼法结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礼法结合"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德主刑辅"、"情理法通"和"追求和谐"等方面,其中不乏对现代法治建设产生重大作用的"人情"、"和谐"等因素.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统一

对于治国理政,无论是"传统德治""现代法治",亦或是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表现出了独特的显著作用。由于传统德治在较长历史中施行"德主刑辅""以上率下""家族自治"等治理范式,以致"德法依存""德法背离"矛盾性共生共存。在当前治国理政实践中,依然需要"德法统一"或"德法互动"的治理方式,这也是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梳理及认清"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相统一的问题,探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历史与思想根源及具体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德法共治：儒家“德”的现代意义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德治社会,儒家传统提倡的“德”,代表了一种成熟完备的道德话语和秩序体系,凝聚古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赓续绵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治国方略,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德”的价值功能,对之加以辩证扬弃,择善用之,以夯实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儒家“德”的价值功用有三个方面,包括提升国家法治的正当性,夯实基层治理的德治基石,塑造个体的自我发展。     

试论中国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本文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剖析其在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古今“德治”论的辨析

中国古今“德治”的提法虽然相同,但由于二者所属的经济基础、社会性质不一样,各自的内涵也就不一样,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不同。古代的“德治”论中,“德”是居主要地位的,以维护封建等级特权为目的,强调个人义务。现在的“德治”论中的“德”,是在“法治”下的道德规范,以平等互助为目的,强调个人权利。古今“德治”不可混同。     

坚持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德治与法治是统一的社会治理过程,欲致国治,必先治德,这是国家治理进程的基本规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德治与法治统一的规律,大力弘扬科学理性,大力张扬法治权威,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推进实践创新,把人们的思想意识引导到推进科学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上来,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     

德治金融与金融内部犯罪控制

德治与法治的调整范围和作用各不相同,在金融内部犯罪控制中德治优于法治,德治是守法、执法、有效控制犯罪的基础。然而我国金融内部犯罪控制中重法轻德,在道德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     

“和而不同”的人性与“殊途同归”的治道——先秦时期儒法人性观及其管理主张辨析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分别是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两种不同管理主张的理论基础。孔子根据人性可塑而提出“德治”,孟子根据性善论而提出“仁政”,确立了儒家的“善政之道”。荀子根据性恶论提出“礼法兼治”的管理主张。法家韩非子等人则根据性恶论提出“以法治民”的管理之道。自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治道实为儒法（德法）互补与平衡,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和谐管理的智慧,这对当前刚柔相济的管理变革和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一定启示。     

德治金融与金融内部时犯罪控制

德治与法治的调整范围和作用各不相同,在金融内部犯罪控制中德治优于法治,德治是守法、执法、有效控制犯罪的基础.然而我国金融内部犯罪控制中重法轻德,在道德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     

“以德治国”是治本方略

"以德治国"将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治国方略.我们要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在道德法律化、政策化的同时,积极倡导责任伦理,建立相应的制度制约,坚持"德"与"位"的统一.     

“以德治国”重在以德治党

"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总书记在新世纪之初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德治国"重在以德治党,以德治党重在加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克服党内腐败现象,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提高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保持党的先进性.以德治党,靠教育,也要靠法治,使"德治"与"法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研究综述

"以德治国"思想是治国方略的创新和完善,德法并举方可长治久安;"以德治国"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有着与传统德治根本区别的科学内涵;实施"以德治国"方略,要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立健全社会运行机制;以德治校要求教师以德修己,以德育人.     

“德治”、“法治”摭议

在治国方略上,法学界有人认为历史上的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人治,现代社会讲法治,就应当抑儒扬法,才能以资镜鉴,实现以法治国、依法行政;伦理学界则有人从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这一点出发,得出中国政治是以儒家德治观为核心的德治主义,他们强调以德治国、...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