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性制度约束下的分离——慈善组织运作的策略选择

在制度供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存在着社会资源获得和社会控制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性制度环境导致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和活动效率之间产生矛盾，只有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才能够在冲突性的制度约束下同时满足双方矛盾性的需求。     

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问题研究——基于对G省实践的调查

政府向非营利性组织购买服务是当前政府实行简政放权和治理变革的实践尝试和制度设计,更是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加快社会事业转型的重要路径选择,对当代中国政社关系的调整与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意义重大。本课题以地方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服务情况的实际案例为基础,剖析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结构性原因及其相关政策的探索过程,梳理本土社会服务供给的流程建构过程,以期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设计的合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参考。     

政府转型、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功能定位

中国大陆作为一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其改革开放的路径起点是：行政型国家主导。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社会形态也从整体性社会向权力分散性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陆政府管理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制度转型、战略转型与策略转型四方面。而政府管理转型的重点应在于：拓展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加强政府同处于“国家活动范围之外”的社会公益组织,即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互动与合作关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对政府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公民社会”及社会中介组织在构筑多元主义治理结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具有治理供给、冲突缓解、张力维持与交往网络形构等重要功能。     

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

现代公益事业发源于传统慈善,是传统慈善事业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具有组织化、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制度化、常规化、规模化、理性化、功能多元化等新特点。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导致中国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共存和冲突的现象。因此,要发展现代公益事业,就要积极推动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的转换,具体包括推动传统慈善观念向现代公益理念的转换;积极培育和扶持现代公益组织,加快现代公益组织建设;建立和完善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转型的制度支持。     

基层社会组织生长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外部环境提供的必要资源,资源的供给和获取建构着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这一视角看,我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生长动力来自市场经济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需求资源的释放,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资源不足、过度依赖政府以及非营利性误读导致的政策约束等问题。在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架构下,政府要有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必须善于把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转化为政策工具,既为社会组织的活力拓宽空间,又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引导规范,进而实现基层社会组织既有活力又可合作的制度目标。     

从“第三部门”理论及视角反思我国的宗教慈善现代转型问题

宗教和慈善两者体用相存,在伦理层面上基于共同的价值共识而衍生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公益形式即宗教慈善,成为人类公益慈善历史的源头之一。但进入现代民主文明社会以后,伴随政教关系改革,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完善,第三方独立组织的崛起和民间公益意识的觉醒,宗教慈善的社会参与逐渐被边缘化。现有条件下,我国宗教慈善应该在悠远的文化传统、富集的资源、较高的公信力等优势基础上,返本开新,探索宗教慈善的现代转型和创新。从基础理论、组织结构、供给系统方面开辟新的路径,力争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积极活跃的公益力量。     

政府转型与第三域的生长

政府转型是用"经济人"工具对传统"保姆型"国家的深刻反思。其基本理念就是通过明确政府边界、拓展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的活动空间,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和权力下放,收缩政府机构,节俭政府开支和行政成本,建立具有发达政府生产力的政府。同时,通过重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动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及公民个人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参与社会多中心治理秩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我国,政府转型的这些基本理念是通过政府分权与赋权、政府"瘦身"以及政府整合的"三部曲"表达出来的。     

多中心理论视角下的社会企业与公共物品供给——以深圳残友集团为例

社会企业的崛起有效解决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以及"志愿失灵"的问题。社会企业成为供给公共物品的重要主体,具有服务对象特定、产业链条延伸、服务范围扩展、员工福利制度全覆盖等特点,而基金会控股社会企业保证社会企业的公益属性。社会企业通过商业化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以科学的社会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维持公益和市场的平衡,为社会组织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香港慈善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香港的慈善组织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数百年来香港社会的进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市场、法治、政府、制度以及文化等因素在香港慈善组织的蓬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内地非政府组织应该有效借鉴香港经验,重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改变思维,建立多元文化,从而使我国非政府组织事业逐步走向发展与成熟。     

我国政府对中介组织的管治困境——以建设工程领域中介服务为视角

中介组织介于政府与社会委托方之间,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角色的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群体。我国政府对中介组织存在治理悖论与困境,并衍生诸多问题。本文以建设工程领域中介服务为视角,探析政府的管治困境、成因及可行性改善政策。     

支持型社会组织生发的理论基础探究

当前,我国学界对支持型社会组织产生与发展之理论基础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这制约了支持型社会组织研究领域的整体推进及支持型社会组织理论体系的构建。从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深入探究和剖析支持型社会组织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能为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治理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有助于支持型社会组织理论研究的深入。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社会分工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的基本思想与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生发具有一定关联,阐述支持型社会组织生发的上述理论基础,有利于支持型社会组织理论体系的扩展和完善,也能为我国该类组织的发展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经历了从政府供给到福利多元主义的转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得以形成和发展。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逐渐转变为能促型角色,利用政府力量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从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转变为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与此同时,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了部分公共管理职能,政府逐渐从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通过去行政化改革,获得了更强的自治性和自主行动能力。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在共识和互信基础上的合作,将有效提高公众福祉,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     

多元治理视角下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渐增强。引入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以多元治理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公共需求。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对话、合作互补、相互制约。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掌舵者,要承担起元治理角色,开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潜力,创造条件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而社会组织要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借助各种与政府合作的平台,不断提升自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现阶段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设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仅是慈善组织开展活动的前提,也是促进组织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现阶段我国的慈善组织却因丑闻频发、社会公信力较低,而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捐赠,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要促进和谐社会下慈善事业的发展,需分析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改善相应的制度,宣传和普及正确的现代慈善意识观,全面完善我国慈善组织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主体正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尚处发育过程,政府和公众未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没能在制度安排和社会道义上给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使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严重抑制。改进和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功能作用,既要求我们加快社会组织的立法进程,更要求我们创新工作理念,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定位、科学授权、依法制权。     

社区社会组织何以被行政吸纳——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再解释

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意愿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其一直致力于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意愿高涨中达成平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重庆市LX社区WS志愿服务队的观察发现,社会组织在培育过程中容易产生资源依附、目标替代、黑箱化和志愿中断等"行政吸纳社会"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化的生成逻辑分为四个递进层次: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供给地位引发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依附;资源依赖关系赋予行政干预组织行为以正当性,这种同化力引致社会组织目标与行为相悖;为了消除成员对行政事务的心理排斥,政府利用制度真空干预人事安排;行政吸纳使组织内部缺乏维系动力,且因社会资本不足,持续性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     

*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研究述评

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具有规模小、治理不规范、有影响力的组织数量不多和受到政府诸多约束、慈善文化色彩不强等特点。从理论和现实分析层面究其发展困境形成原因，“组织外形化”“支配性功能协作关系”理论来解释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从内部生存制约因素、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监督、法律体系建构等方面来探讨。因此，要走出发展困境，需探究统一培育、政府支持、市场化、三方合作、综合五种发展模式；发展策略主要集中在与政府之间关系、组织能力建设、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当前，学术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侧重于提出“理想型”的理论模型；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呈现“流于形式，隔靴搔痒”症状；研究方法存在国外经验理论“水土不服”，本土空洞化的理论概述居多，实证性的研究缺乏。     

行政吸纳抑或资源俘获: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苏南Y街道智慧养老服务项目的案例分析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存在于多个领域。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理论视角看,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客观上形成对社会组织的吸纳,但由于社会组织在补充人力、筹集资金、提供信息支持等方面占据优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政府部门的资源俘获。作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个极端,行政吸纳和资源俘获在智慧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同时存在,而互动合作和协商共治是走出行政吸纳和资源俘获现状的必然路径。     

慈善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慈善供给的增加,既有宏观上的消费效应、分配效应和发展效应,又有微观上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供给动因。我国现阶段的慈善供给不足关键在于慈善的消费偏好缺失、供给成本过高和激励机制缺陷,要实现慈善供给增加,必须转变慈善观念、畅通慈善通道和完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