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金融体制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韩两国的金融体制比较研究，认为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应注重吸收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的发展经验，而不能仅仅以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为蓝本进行设计。特别是韩国的“金融真名制”对于解决我国储蓄存款中公款私存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法。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制度变迁互动模式

本文以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主体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双向影响为线索，对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和影响制度变迁的政策原因进行了研究，试图探讨一种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政策选择模型。受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启发，本文强调了既有制度框架对转型政策选择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俄罗斯转型进入最初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的重要原因；又具体分析了俄罗斯转型期政策主体的互动与博弈，这是实现制度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政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旧的制度框架→政策主体的互动→政策创新→制度供给→新的制度框架形成”的循环往复是转型时期“制度-政策”的双向作用机制。     

俄罗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制度变迁是一种投入。因此分析制度变迁的绩效不能仅用静态的分析方法,只注意某一时点的交易费用和收益,还应该运用动态分析法,分析新制度的创新能力以及对一国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在评价俄罗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绩效时,不仅要客观承认其所付出的交易成本,还要客观承认其交易收益。     

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     

论APEC的制度再创新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它要经历一个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循环反复的变迁过程。这种变革或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包括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接过程,它是通过复杂的规则、标准和实施的边际调整来实现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制度都要经历由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循环反复过程,APEC的制度安排也不例外。一、APEC实行制度再创新的必要性分析(一)APEC成立之初的制度创新本身就蕴含着难以解决的矛盾APEC通过“坚决反对建立一个有悖于全球自由贸易目标的内向型贸易集团”的目标取向…     

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匈牙利与俄罗斯比较研究

产权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取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式。而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又取决于是否存在制衡政府的力量及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变迁在“剧变”之前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存在能够制衡政府的社会力量，也就不能突破“诺思悖论”，最终走上了激进的制度变迁道路。匈牙利的产权制度变迁在转轨之前也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一个非国有经济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渐改变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匈牙利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面，最终采取了渐进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使两国表现出迥异的经济绩效。     

拉美小额信贷发展进程中的主体、目标及互动模式分析

拉美小额信贷经历了一个从公益化扶贫到商业化扶贫的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拉美小额信贷的主体架构由宏观层面的国家为主导变成了由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不同行动者的共同参与;其身份也从履行扶贫使命的社会组织转向了以实现扶贫和盈利的双赢为目标的金融组织;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从国家强制下的福利干预模式转向了多元主体的商业博弈模式。这些转换是不同行动主体不断博弈以及由此引发的组织形式和信贷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遵循历史的逻辑,以拉美小额信贷的发展进程为基本线索,以各阶段不同信贷主体、目标及互动模式的变化为分析框架,凸显相关理论范式的影响;并结合比较亚洲等其他地区小额信贷的实践,揭示其在商业化扶贫、承担社会责任、创新小额信贷扶贫发展模式方面的复杂性,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拉美小额信贷的作用。     

战后日本金融体制模式研究

日本在战后建立的金融体制，是一种限制性金融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利率限制、业务活动领域限制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其主要特征体现为间接融资优势。这种金融体制的建立，有特殊的背景条件，即资金严重不足、高储蓄率、证券市场发展缓慢、产业政策的需要以及当时相对稳定的国际金融格局。这种体制作为政府对金融进行干预和调节的产物，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股指期货：机会与风险并存

股指期货是指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约定的股价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标准化协议。它是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物的期货，双方交易的是一定期限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通过现金结算差价进行交割。股指期货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品，对克服“单边市”、提供风险管理手段、发现股票价值、丰富投资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它的推出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     

马来西亚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形成的背景、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的形成与战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社会的发展有关,并在保护本国金融部门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均衡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这种政商结合体制在支持一批特殊企业集团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掩盖了家族企业、政党企业和国营企业中的弊端与不足,不仅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对外竞争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局势总体稳定、区域性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在致力于提升自身物质性权力水平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非物质性权力,特别是制度性权力的获取和提升。通过借鉴话语制度主义理论,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变迁为例进行分析,可以为国际制度话语权格局演变的动因及趋势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制度演进遵循着系统性的话语逻辑,在制度创设、制度运行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国家行为体凭借对话语资源的掌控与调试,将自身参与特定领域制度互动的意图通过相应话语策略的实施导入制度框架中,使之成为维护制度运作的原则遵循。通过上述机制的实践,不同行为体得以在参与制度互动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深刻洞悉国际话语权理论进展,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制度话语权的演进规律,可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以营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启示。     

东亚金融合作新走势与中国的路径

在东盟和中日韩的共同努力下，东亚金融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受到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美国滥用金融制裁等因素影响，东亚金融合作呈现出积极适应外部变化的新趋势，特别是“10+3”成员国开始推动本地货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东亚金融合作新动向主要受到国际货币体系变动和地缘政治博弈两方面的影响，东亚国家在外汇储备库、地区债券资本市场和本地货币上的合作，意在持续降低自身和地区的脆弱性，并非主要是内生驱动的金融一体化努力。鉴于现有制度安排为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中国和日本之间以及东盟与中日之间三组关系相互作用下的平衡选择，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深化东亚金融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地区金融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同时积极谋划亚洲货币基金方案，为解决地区金融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     

俄乌天然气争端反思

2009年年初俄乌再度爆发天然气冲突，此次争端事态进程之曲折、影响波及面之扩展、背景根源之复杂，明显超过三年前两国的“断气风波”，在相当意义上俄乌双方“斗气”换来两败俱伤。虽然这场冲突以欧盟斡旋下的俄乌双方妥协暂告段落，但因经济金融因素与地缘政治博弈综合交缠，危机根源远未消除，2009年年末俄乌天然气纠纷几乎再起。俄乌天然气争端前景依然复杂迷离，留给国际能源市场和中国能源安全的冲击和启迪也发人深省。     

从封闭走向开放——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模式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模式由封闭模式向开放模式转变。这种创新模式的转变在模糊企业边界的同时使企业内外部资源被共同应用于创新活动之中,其转变的根源在于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就是企业克服交易费用后对创新过程的分解和优化。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模式的转变为企业带来了效率、成本和利润上的积极效应,也促进了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融合还是分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

在新技术革命、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下，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利益、观念等结构性变化驱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加速变迁。中美两国是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代表制度整合和制度分立两股力量，双方的制度博弈将决定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未来，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伪多边主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霸权和反霸权将在国际舞台上不断角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网络将呈现复杂性增强和区域化增进的特征。面对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需要承认制度多样性，提升制度包容性，才能深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中俄金融转型的比较研究

通过构建金融转型的宏观分析框架,将金融转型纳入到更加广泛的约束条件分析,可以发现,转型金融尽管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一般性特征,就是财政、储蓄、外汇这些外部宏观环境对于金融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约束作用,并能够决定其金融体制的设计和变迁。中国以金融功能缓解财政困难,以外商直接投资弥补外汇缺口,以居民储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才能够形成极具渐进式特征的金融转型历程。俄罗斯由于储蓄稀缺、外汇短缺、财政赤字这些问题始终无法妥善解决,对于金融转型具有极强的约束力,使其不得不依靠激进式金融转型来填补这些缺口。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FDI对中国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FD I技术外溢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对制度变迁效应则很少问津。产权是制度的基础,产权结构的无效率必然导致制度结构的无效率,因此一国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对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切实保护,相应地,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明晰产权,调整不合理的产权结构,是推进改革和制度变迁进程的重要前提和有效力量。FD I对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FD I促进了我国产权交易的进行;FD I的进入提高了产权结构的效率。FD I主要通过竞争机制、外资并购、改变国企改革的条件、外资优惠政策4个方面影响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     

中俄金融体制转轨:基本问题与发展路径

中国和俄罗斯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大大改变了金融制度环境,取得了较大的成效。通过对两国金融体制改革路径的评析和中央银行改革、政府职能定位和金融市场存在问题等方面的比较,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增强转轨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而有效保障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从证券市场制度融资结构的变化对企业和金融中介治理结构影响的高度来发展资本市场;必须加快高质量的中小银行的组织建设,更好满足转轨国家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需求;必须加强转轨国家在金融转型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这是转轨国家金融改革必须合理解决的迫切问题,这对于加强我国金融中介重组和金融市场发展意义重大。     

“阳光采购”下的利益博弈及深层思考

当前, 我国政府采购中“阳光采购”制度在各地逐步得到推行。但是, “阳光采购”过 程中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十分复杂。本文拟以卫生服务领域“阳光采购”的相关案例, 说明该制 度同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 导致制度的贯彻执行出现偏差。因此, 我们需要内外兼 顾, 双管齐下, 综合解决“阳光采购”制度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