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流动人口就业部门分割及职业地位

本研究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四个就业部门的收入、工作时间、社会保障获得和工作类型;然后分析资本对进入四个就业部门及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存在部门分割的状况;在乡-城流动人口中,其知识人力资本增加他们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有利于在正式劳动力市场获得高的职业地位;其政治资本是有限的,政治资本只增加他们进入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只有利于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获得高的职业地位;其社会资本中的弱关系更能增加他们进入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但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并不有利于高职业地位的获得。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定量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用GCSS2010相关调查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在对居民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基础之上,主要考察了中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途径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考察“央-地政治信任差距”与“体制内非惯例化利益表达”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的关联.研究发现:与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更大;“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也存在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女性抗争性利益表达参与率要低于男性.对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中国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而厘清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的逻辑,则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未能把体制内非惯例化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同时采取”,以及“均未采取”的情况考虑在模型之内.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动态变迁分析

结合市场状况与制度分割两大维度,利用相隔十年的两个时点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中国中间阶层在性格特征和功能取向上的异质性及变异性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两类新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代际延续性有增强趋势;高阶层地位认同由之前的体制内中间阶层"一枝独秀"转变为由体制外中间阶层领衔;体制内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保守,而体制外中间阶层则由相对"激进"转向平缓持中;生活方式上分化明显,两类新中间阶层高档消费特征突出,体制内新中间阶层生活相对安逸,而体制外和边缘型中间阶层的紧张焦虑感较强。     

廉政体制外监督:空间、机理与演化

廉政体制外监督的运行空间、作用机理、演化过程与体制内监督密切关联,但其运行空间以政治的文明与开放为基本前提,从根本上受制于其地位和性质,还受到体制内对体制外监督的衔接机制、触发机制的影响。廉政体制对体制外监督,起初往往是抵制与否定,然后是容忍与默许,最后触发并接入体制内监督,条件成熟时将其转化为体制内监督。     

扩大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扩大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就业机会不多,就业质量不高,农民实际上也存在着失业。为此,要改进和完善劳动力统计方式,加快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建设;消除就业歧视,建立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培训体制,提高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发挥政府管理职能,把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结合起来,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     

“体制内优势渐失”体现社会进步

正《北京日报》2015年9月15日发表评论认为,长期以来,体制内就业与"稳定"联系在一起,这也成为众多年轻人竞相追求一份体制内工作的原因。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就业环境向宽松、自由、多元的方向发展,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外就业的区别似乎正在逐渐变小。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外就业的隔阂与差异,原本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正常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中,     

我国应建立和发展哪些生产要素市场?

市场是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一个经济范畴,是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不单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且是交换关系的总和,反映着交换活动中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市场的概念和内涵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而生产要素市场又划分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等.建立和完善生产要素市     

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解读——基于政府选择视角的分析

除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能引起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片面追求GDP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考核体制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取向的不完全一致更是加剧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就业的增长,除继续重视劳动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外,中央政府也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并选择把扩大就业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村庄权力结构视角下的精准扶贫

随着精准扶贫到村到户,治理权力的下放,虽然瞄准的区域更小,然而,在"熟人社会""关系社会"中,村庄内部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到精准管理,其实都是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影响下进行的,受到体制内的村两委以及体制外的家族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普通群众的干扰,真正的贫困户受益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精准扶贫的成效,使村庄内部分化更严重。     

尽快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

尽快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郭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培育各种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使得企业能在市场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同时也使得生产要素流动起来。在建立和培育市场体系中，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一讲到劳动力市场，马上就会碰到...     

群众有气怎么办?

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之说,征询及我,我说我自然是属于体制内的。如果说,忧国忧民,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们在“瞎操心”这一点上并没有大两样,而同样好像“瞎操心”的忧党,恐怕就是体制内人所独有的了。记得80年代初期,我随同一个体制内的团体,支用体制内的公款,到河南的兰考去,一则怀旧,缅怀体制内树为楷模的好干部焦裕禄,二则怀新,参观一下体制内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新貌,归根结底是为了向我们并通过我们作体制优越性的宣传吧。其间,顺道上开封古城参观。有一天我们这一群人上了黄河大堤,瞻望一番之后,回头下堤。有一段下坡土路,维持秩序的人让我们扶持     

社区矫正对象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社区矫正对象的求职特征和社区矫正对象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影响因素两个角度,来映射社区矫正对象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排斥境况,从而呈现出他们的弱势镜像.     

浅析“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

党的十村届四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充裕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存在就业的压力,要把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出发点”这是首次在党中央的文件中正式使用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     

基于“五力模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过程分析

推拉理论能够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大约30年这一时间段内的人口流动现象,但对于最近几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态势却不具有解释力。把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置于长期城镇化战略下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在流出地推力、流出地引力、流入地拉力、流入地斥力以及劳动者的个人能力这五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而根据主导力量的差异,又可以把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应当前所处的阶段,未来城镇化工作应着力做好县域经济、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培养职业农民;加强基础教育投入,提高技能培训力度;落实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思路

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思路李成照，齐殿瑞一、要把劳动力市场建设放在整个劳动工作的突出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加快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当前劳动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１、培育和发...     

中国大学生职业获得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地区三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三所高校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大学生求职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在求职途径中社会资本充裕的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使用直接关系求职;就求职结果而言.人力资本相对于社会资本对求职结果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职业获得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两者对不同职业获得作用的差异性.     

女性劳动力就业:特征、问题与措施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歧视,有其客观性.从劳动力参与的生命周期看,女性劳动参与率呈M型;家庭中男性户主就业,对妻子就业有很大的影响;男女劳动效率也存在差异.而男女性别差异、女性所承担的生养责任、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现实,使中国女性在经济转轨中面对市场的冲击更大.促进女性的公平就业,可以通过法律保证市场公平竞争,使女性有公平的就业机会;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提高女性的生活水平;鼓励各种就业方式,使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企业及社会公众平等就业教育.     

人力资本框架下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代际收入传递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对子代人力资本形成及其转换为收入阶段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子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家庭和公共教育投资的增加均有利于代际收入的向上流动;然而受教育投资差异及劳动力市场缺陷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间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及教育收益的不平等并不利于中国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改善。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教育政策,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教育财政支持,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不断削弱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带来的行业壁垒和收入差距,降低父代社会资本对子代就业的影响力,不断推进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公平。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确政策 建立有效调节机制

从总体上说，目前体制内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尚未完全打破，并伴随平均主义产生了多种形式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而体制外不同层次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利益冲突较为突出。为此，国家应建立明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尤其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确立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途径，形成国家对收入分配关系的有效调节机制，并积极寻求改革进程中合理的财产分配关系，科学整合利益群体，为人们创造进一步获得利益的空间。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确政策 建立有效调节机制     

史·所罗门《美国的小企业》(二) 提供就业机会 推动技术发展

所罗门认为,美国的小企业在以下几个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第一,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整整20年前,美国的学者就预测到,在70年代,美国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2000万青年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谋生之路。据他们当时推测,前景不容乐观,因为大公司绝对吸收不了这么多新职工,由此而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