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反思——从富士康“N连跳”说起

通过对富士康"N连跳"事件以及"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断的出现自杀现象的高度关注,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自杀行为的社会根源,发现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的社会失范,如制度失范、文化失范、角色失范、价值观失范、社会因素引起的心理失范等是其自杀的总根源。减少和防止"80、90后"农民工自杀现象的措施应该包括: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建设、构建农民工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加强企业人文文化和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等。     

亟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身份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中的主力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会很严格地遵守法律与市场的准绳,完全可以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     

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社会正义视角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境况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究其根源是社会正义缺席导致的后果。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寻找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对策,有利于解决他们在就业环境、劳资关系、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障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道全新命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处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居住边缘化、就业边缘化、经济地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政府应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真正摆在议事日程,给予特殊关注,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存、就业日益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课题组通过对上海市市属各监狱在押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抽样调查,分析了这个特殊群体在性别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社会经历、外出动因、就业、认同与归属等方面的社会特征,归纳出他们具有"团伙犯罪明显"、"犯罪动机简单"、"犯罪年龄低龄化"等8个犯罪特征,并就他们犯罪的原因及如何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提出了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李磊、俞宁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危机的理性考量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历史的必然,但其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出现身份、文化、制度、心理等多方面的认同危机,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不满、社会隔离、未来速茫、整体挫折感等不良社会后果.因此,常要从社会发展理念、社会支持系统和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等多角度来破解认同危机.化解社会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及其提升策略——以成都市武侯区为例

近年来,幸福感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作为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新生群体。文章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企业、个人与政府四个视角进行调查研究,对影响这一群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增强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对策。     

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同组织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化的载体,超越户籍制度的障碍,重建认同机制。在社区场域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主要的技巧是善于发现、创造并放大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和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互动的各种"诱因",让他们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来,由浅入深经历从相互了解,到彼此熟悉,再到相互信任,最后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社区认知、社区服务、社区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三个主要渠道。     

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本文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通过开放式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保障机制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热议的话题。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缺乏精神文化生活,并易导致相关社会问题的滋生。如何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其文化权利已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现行政府文化权利保障机制的分析,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利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责任机制、考评机制、联系机制、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资金管理制度五个方面思考文化权利保障与政府管理的改进关系,以求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大环境下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文化权利工作的开展。     

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从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会参与活动两个维度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继而从经济、时间、空间三个层面探讨其困境形成的原因,最后就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北京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服务行业,其精神文化生活呈现"个体性较强,社交性不足"的特点,较低的经济收入与结余,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高的工作强度,业缘为主、范围狭窄的人际交往成为制约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的主要因素,要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政府、共青团和社会资源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和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2010年调查数据,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况较上一代农民工略有改善,但就其整体状况来看还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构建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居住生态支持系统,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自由地流动和发展,从而实现生态与和谐的居住,将是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服务均等化探析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一词,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意义非常重大。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在新公共政策中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1亿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既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我们用新公共管理的视角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意蕴,从而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做一些探讨性的分析。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