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监狱刑罚执行刍议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其深刻的内涵，并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过程。监狱行刑是刑事司法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融入监狱刑罚执行的各个环节，使监狱行刑更加文明、公正，更好地实现监狱工作宗旨。     

行刑社会化:合理定位及实现路径

我国传统的监狱行刑模式亟待改革,采用以社区刑罚为主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为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行刑社会化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犯罪和刑罚科学化认识的必然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价值理念。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研究进路,行刑社会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树立革新行刑理念,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更需要鼓励社会参与罪犯矫治,优化社区行刑机制,拓展刑事执行的社会化空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监狱工作若干热点问题探讨

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重新解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刑罚执行政策，实现基本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政策的契合。监狱行刑领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具体监狱制度的实践中加以体现，主要表现在罪犯权利保障、罪犯纪律惩戒、罪犯分级外遇、刑罚执行变更等四个监狱重点行刑制度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监狱的实现，要以监狱体制改革，监狱布局调整、监狱物质保障，监狱工作理念更新、监狱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为其提供保障。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引领监狱行刑自由裁量权的适用

在监狱行刑领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与监狱行刑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有着密切联系。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本文对监狱行刑自由裁量权略作界定,并在剖析现状的基础上浅谈几点改进建议。     

监狱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策略思考

监狱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忠于法律,遵循程序,体现人性和保持社会公平正义标准。因而监狱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结合监管工作实际,在确保监管安全和改造质量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在监管、行刑、改造等诸多环节中如何正确适用实施＂宽严相济＂形势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及其功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背景下提出的指导性刑事政策,该政策的正确定位对刑法理论与实务操作意义重大。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主体、历史继承、具体语境、应有内涵等方面都说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的刑事政策,而非具体的刑事司法(审判)政策。"基本刑事政策"的定位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反思与结构性调整、刑事一体化方向的整体性变革、行刑方式的创新、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都将发挥有益功效。无论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都将获得积极性功能,只有照此运行,才能真正契合该刑事政策提出的本意。     

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角看罪犯保外就医制度的设置价值及实现路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其深刻的内涵，并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过程。监狱行刑是刑事司法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罪犯保外就医制度之设置价值，改进和完善罪犯保外就医制度，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融入罪犯保外就医制度的各个环节，会促使罪犯保外就医制度更加文明、公正。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及适用

宽严相济形势政策,是党和国家总结“严打”。“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等政策的经验和教训,针对现时期犯罪的特点而提出的一项刑事司法基本准则。本文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行刑几个方面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提出了建议。     

略论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我国应当制定综合性的少年法，完善少年司法的程序法规则，创新少年司法工作机制，逐步推行少年犯行刑社会化，建立少年刑事法院，组建少年司法队伍。     

变革社会中的刑事政治问题——从制度需求的角度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刑事政治如何应对变革社会情形下的制度短缺,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刑事政治理论的自在发展在决策民主和执行监督方面有完全不同于狭义刑事政策的规律和要求,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性和相对主义特征。以此为指导,政策与法律的二元背反在刑事制度的供求方面大有可为。     

基于社会资本解释范式的刑事政策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为刑事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与刑事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宏观而言,社会资本存量与控制犯罪效果成正比;微观而论,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犯罪生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相应的刑事政策。因此,从社会资本角度来反思和发展我国现行刑事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大兴区借助行刑衔接机制治理非法行医情况分析简

目的：了解大兴区非法行医治理现状,为制定整治对策提供依据。方法：对2011-2012年大兴区非法行医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结果：2年间共取缔427户次,立案处罚151起、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12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93起,与行刑衔接开展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05）,综合治理使得非法行医初步得到遏制。结论：借助行刑衔接机制,初步解决了在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中经常遇到的调查取证难、行政处罚与执行难等一系列制约卫生行政执法的难题。应将行政处罚作为目前治理非法行医的有效手段,以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和案件移送的成功率为切入点,及时将那些明知故犯、无视病人生命与健康权而再次非法行医者绳之以法。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刑事政策模式

坚持道德理性而否认规范理性,或者主张规范理性而排斥道德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规范目的与整体法秩序目的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目的,两者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能有效衡平社会伦理道德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并使刑法适用保持活性与弹力,充分迎合司法实践需要。信守规范目的而忽视整体法秩序的刑事政策,有时不利于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信奉整体法秩序目的而忽视规范的刑事政策,可能不利于保护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权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传统刑事政策面临诸多困境,应贯彻刑事政策发展模式。刑事政策发展模式要求正当事由得到现实化延伸,合理调适定罪量刑标准,扩展刑法解释体系范畴。刑事政策发展模式下,需要严控适用范畴,合法约束模糊管理,有效限制道德理性和规制辩证逻辑。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刑事法治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是当今法学界讨论颇多的一个话题。对于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的关系,要建立在法治的认识前提下,社会管理创新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并不冲突,刑法的天然属性使得其与社会管理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同时,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又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刑法做坚强的后盾,保障秩序稳定。为了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基于两者的契合,刑事法治发展需要从五个方面作出努力:关注社会情势,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公民权利,重视民生犯罪;"刚柔并济",坚持以人为本;革新纠纷解决机制,灵活、多样化解矛盾;落实行刑社会化,契合多元治理理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保障——基于理念层面的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需要一定的理念保障。首先,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于犯罪的治理不是采取高压的政策,而是相对宽容的态度。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高发是一种常态,对于犯罪的治理只要能够控制到社会能够容忍的程度即可。再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深刻认识犯罪规律和刑罚功能的产物,对于犯罪的治理应当保持谦抑性。最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涉及刑事司法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平衡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者的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严格执法与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之间的关系。     

Controlling violence: criminal justice, society, and lessons from the US

Based on a lecture to policy makers in Brazil, this essay explores lessons that developing nations can learn from US experiences in the fight against violence and crime. A brief summary of trends in crime,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and criminal punishment in the U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is followed by an evaluation of the dominant imprisonment strategy of the 1970s through 1990s. It is argued that benefits of the massive increase in criminal punishment have been few and that costs have been excessive in terms of material,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Nonetheles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rovides inspiration when we consider the broader societal potential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values and norms; self-interest and involvement in legitimate exchange networks; mobi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diverse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 These concepts are explained, and specific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to control violence and crime are explored under each of them.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August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死缓应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杀慎杀”制度。现行死缓制度是对中国古代“少杀慎杀”思想的扬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新的价值。在理论上具有概念的扩张作用,折衷作用,体现双重刑罚目的作用;在实践中,具有培育适度死刑观念,贯彻“少杀”政策,真正做到“少杀”的作用。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是全面废除死刑的必要准备,符合国情的需要和刑罚理性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