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走私犯罪侦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前刑事司法的基本指导政策,旨在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出发,运用刑事法律体系,并考虑社会综合效果,达到刑罚适用的总体衡平。在走私犯罪侦查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在立案时进行合理分流,以非犯罪化处理临界案件;侦查时延伸至犯罪前后相关情节,作为量刑的重要证据,并注重保障嫌疑人的权利;终结时着重考虑有利于嫌疑人的情节,确认自首与立功,衔接检察机关公诉。     

浅探检察工作中"宽严相济"的实现方式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当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丰富的实质内涵与时代意义，是实现司法价值，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应有之意。因此，应当重视司法层面的运作，尤其应当是着眼于司法行为政策化。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反渎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

一、反渎工作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依据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当下刑事政策领域的最新形态,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理念.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发挥公诉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为主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几年作不起诉力度在加大,但作不起诉的人数比率还很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把握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刑事政策,它是根据当前我国的犯罪态势和犯罪规律而制定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和严打方针的一种传承与超越,是现代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有力回应。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衡平原则、统一原则和全面原则正确处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刑法(罚)正面功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略论宽严相济邢事政策与罪邢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有机结合起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当前治理犯罪的基本策略思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然要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中得以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是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监管场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我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是新时期提出的新要求,是一种科学、理性回归,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正视社会矛盾、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反应,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监管场所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一部分,也应当积极探索并全面贯彻落实。     

论行政犯的处罚原则及其实践

随着刑事立法的演进，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行政犯成为我国刑事治理的主要对象。在二元制裁结构不变的框架下，围绕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的本质，应当按照刑事追诉宽严相济、行政处罚从严追究原则，在立法层面妥善处理犯罪化与去犯罪化的关系，优先完善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同时，尽可能在规范层面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按照比例原则合理配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量。在司法层面应当摒弃必罚主义，确立治理导向的司法观，坚持实质犯罪论，对行政犯充分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体系中更多综合运用刑罚手段和非刑罚手段处理犯罪，尤其要破解好二元制裁结构下程序出罪后的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理措施衔接难题，实现更好犯罪治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用实践考察——以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为切入点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犯罪这一复杂社会问题认识的更加理性和科学,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标志着党和国家犯罪治理对策的更加全面成熟,对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工作中全面落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法律文化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春秋时期就可以看到其思想萌芽。宽严相济在作为刑事政策提出之前,经过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进程。该政策的提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对严打政策进行理性反思的成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体现

刑法修正案（八）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促进了刑法的发展、完善,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还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这对于有效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都有重要意义。     

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情况实证研究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其通过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的处置,适时终结已经启动的不必要的刑事追诉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由于在法律规定、理解适用、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仍然极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亟待改进与完善。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浅议面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政府作为

时代高速发展的今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城市犯罪率也节节攀升，而其中犯罪更有向年轻化发展的趋势。犯罪年轻化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正常运行，具有不可预计的潜在危害性，急需政府采取失当行为应对。究其原因，除了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外，更涉及社会制度、家庭管理和个人素质等各个层面的原因。政府在面对犯罪年轻化问题时，可通过完善社会制度、改善社会风气、强化各方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管理，以减少青少年犯罪为突破口，达到从源头上控制犯罪的目的。     

试论有组织犯罪特别程序

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危害我国社会治安的日趋严重的问题,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也面临着有组织犯罪的严峻挑战.基于有组织犯罪之特殊性,有必要以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准绳,建立我国有组织犯罪特别程序.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及完善--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切入点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 ,我国的刑事政策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政策的制定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 ,并以此对犯罪和犯罪人进行分类。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 ,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采取“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暴力犯罪的内涵与外延

本文认为我国理论上对于暴力犯罪的界定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对暴力犯罪的界定 ,重要的并不在于刑法分则条文本身是否明文规定以暴力为犯罪构成要件 ,而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所采取的是否为暴力行为。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暴力犯罪”的范围以及“暴力”的内涵予以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几种法律明文规定的暴力行为。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理解与适用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六)》中设立的一个新罪名,作为一种危害较为严重,但实践中又很难认定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其罪名的设立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和争议。设立本罪的法理基础在于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本罪的构成特征,在司法认定中注意区分本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