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院校实训教师教学反思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正一、反思及教学反思的缘起自省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之一,伟大先贤孔子和孟子都对自省有过论述。《论语·里仁》中论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尽心上》中论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注重道德教化与反思,因此,我国古代思想家多是把人们的道德行为作为反省或反思对象。洛克和斯宾诺莎是西方较早     

道德自由是人的重要本质——荀子“辨”与康德“自由意志”之比较

康德道德哲学通过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论述与推崇,彰显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的本质性意义,代表了西方人性论一贯高扬"自由"、"主体性"的风格。而荀子对其人性论中的"辨"概念的论述,在道德目标指向性、先验普遍性和主观自信性方面与康德不谋而合,同样代表了中国哲学中的相同风格。中西哲学家关于"道德自由"的致思具有的一致性,说明"道德自由"是人的重要本质。     

康德“永久和平”构想及其当代反思

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区分出国家权利、国际权利和世界公民权利，为构建各国间的永久和平确定了基本框架。在康德看来，由于地球上各个民族间共同性的增强，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对于实现永久和平具有构架之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康德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已显当代价值，引起了新的理论回应。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全新理论视域上看，康德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公共权利的公共性原则赋予了公民权利概念以普遍性的要求；诉诸武力的干涉必将让位于普遍友好的交往；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终会成为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直接动力；道德与政治的先验一致性期待着道德政治家的出现，并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权利作为政治家自身的责任。     

康德的“定言命令”概念解析

"定言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一书中,康德从"善良意志"这个日常的道德理性概念出发,逐步地推导出道德的最高原则——定言命令,并且阐述了定言命令的内容及三种派生形式。"定言命令"和"道德法则"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康德有时未加区分地使用二者,但这并不影响其论证。尽管康德在《奠基》前两章中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但得出的定言命令却是一个实践的先天综合命题。     

“心学”的党性修养价值

"心学"思想在提升个体道德修养、培养理想道德人格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党性修养教育中发挥着端正心性、修身养性等重要功能。应将"心学"思想用于党性修养教育中,通过反求诸己、日用常行、践履躬性等"心学"修养方式,消解党员干部中的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等问题,以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荀子形上视域中“义”的限度与“利”的证成

孔子与孟子在论及人之行为动机和行为手段上,奉"义"为圭臬,呈现出强烈的道义论色彩。荀子对于义利关系的阐释则表现出与孔子和孟子颇为相异的进路,他认为"义"虽具备价值上的自足性,却缺少现实上的完满性,因而,为"义"提供一个合理的限度便十分必要。荀子试图通过经验性的解释来回答"义"是如何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落实于人的具体社会实践,并使得人们能够在行动中愿意依义而行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空洞的道德理想。     

海德格尔与现代西方伦理学转向

众所周知，西方伦理学发展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时，出现了紧张的冲突和急剧的转向。在这一冲突与转向中，康德和黑格尔的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得到极大张扬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受到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和克尔凯廓尔的个体体验说的挑战；康德的形式主义道德律令受到舍勒的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的修正；黑格尔的国家整体主义在克尔凯廓尔那里变成了孤独的个体；基督教伦理学的仁爱、赎罪观念被尼采贬斥为“怨恨道德”、“奴隶道德”。总之，近代以来的基本价值观念诸如理性、上帝、本质和整体性都被怀疑和…     

麦金泰尔对康德伦理学的误读

麦金泰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可能存在误读。麦金泰尔批判康德拒斥幸福概念，但康德只是认为幸福不能成为伦理学的基础；麦氏认为康德对待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既有拒斥又有支持，但康德的目的论却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康德突出了理性存在者的特性；麦氏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逻辑空白和形式主义的，但忽略了具体的道德律令间会存在冲突。面对冲突，应基于具体情境，作有差别的选择。     

思孟学派“慎独”说的三重境界

"慎独"是我国传统儒学重要的道德范畴,"慎独"与儒学反求诸己的修养功夫、合内外之道的伦理学以及超越而神圣的人格境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是一种集本体论、心性论、德性论和功夫论为一体的整体德性体系。"慎独"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先秦儒家道德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本文主要以《中庸》、竹帛《五行》为文本,分别从身心关系、人伦关系、天人关系的三个层面详细解读"慎独"思想所蕴含的个人修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和神圣宗教境界,并试图以基督宗教为参照,总结出儒学"慎独"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论“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观的内在契合及其启示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作为中国古代核心思想的"天人合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观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关系,如能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和创造性理解,挖掘其宝贵的时代价值及启发意义,不仅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理解和贯彻亦有积极影响。     

从“信仰的道德”到“道德的信仰”——康德前批判时期道德信仰学说的发展历程

道德信仰学说是康德进行批判哲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对其整个哲学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而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经历了从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的神正论者到理性的道德信仰论者的转变历程，而这一转变对康德最终提出道德信仰的形而上学具有关键的奠基意义。     

牟宗三论“存在与时间”——兼评牟宗三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误置”的“误置”

牟宗三沿着康德哲学的"超绝的形而上学"来重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以此来建立他心中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于这个理论动机,他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作出了五个判定,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着不通透和误置形而上学的倾向。本文试图指出,牟宗三的这种解读恰恰是"误置"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他在吸收康德批判工作的同时又落入到了康德所反对的"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人·自由·理性·立法——康德自由观的人本意蕴

康德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哲学史上影响颇巨.康德整个理论体系的拱顶石是自由.康德自由观的最大特色在于他运用人类理性对理性自身进行反躬自问自我批判,考察了人的主体能力和自由本质,始终围绕"人"这个主题展开"哥白尼式的革命",充满了对人的深切关怀并蕴涵了深刻的人本学价值命意.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至今为止,对康德"三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后者才是康德所真正关心的"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等书是为"道德形而上学"作导论,<实践理性批判>等书是康德以"伦理学"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至善论"和<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所"信仰"和"目的论"的形式大致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哥白尼革命”意义新探

从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德信仰方面来看,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形而上学而在于重建形而上学,康德批判形而上学、限制人类理性,是为了给道德信仰留地盘,是为了使人成为真正不同于动植物的,真正有尊严、有价值的人,从而使康德“哥白尼革命”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意义。     

“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的创新理论与实践

近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然而,胡适、冯友兰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需要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无可无不可”:浅析儒家的行道精神

根据对《论语》、《孟子》中相关思想的诠释,能够理解儒家的"行道"精神。通过孔子的身体力行,"行道"精神开始注入儒家的传统之中,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集中体现了这种"行道"的精神,孟子则直接继承了这一精神,并予以完善和发展。由于孔、孟二人的努力,"行道"精神最终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一面,从而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得以继承与发扬,而"行道"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价值追求。     

马克思对权利与制度域题的重构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关于权利与制度域题的重构首先是对康德伦理观进行了批判.康德的"制度规范"是建立在道德学说的伦理规则上的,只能修补市民社会价值规范.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不能根据先验性原则来设定,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及其活动,共产主义革命是扬弃资本主义异化道德的必然途径.虽然黑格尔在法哲学体系中扬弃了康德式的"善",把握...     

浅析“知行合一”的现代价值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关于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关系的重要论述,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也一直是其后仁人志士修身持家、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从伦理学和科学实践层面看,探讨"知行合一"的现代价值对于促成人们的道德信念、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培育人们的道德精神、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幸福的潜隐与显白:康德的合理的幸福论研究

康德对人类幸福煞费苦心的经营超越了哲学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他并不反对人类对幸福的追求,而是要将这种追求纳入合理的实践理性的客体(至善)中。所以,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幸福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实现幸福的问题。康德的这种思路可以被理解为"合理的幸福论",以区别于他所批判的基于单纯自爱意图的"幸福论"。这种合理的幸福论必须被看做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而不应该被看做是其思想前后矛盾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