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与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的侦查文化产生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这一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与传统政治关系密切．随着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专制的不断加强，侦查文化也逐渐发达。中国以农耕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对传统侦查文化的影响很大。用智慧进行侦查和破案、用文字记录侦查的经验等常见于中国史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其与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侦查职能的官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要学习与传统文化对接的礼法结合的法律。中国传统的侦查文化也渗透进传统法文化。     

论中国传统刑事司法的"泛侦查主义"

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审判人员围绕着"事实真相",以侦查为审理主要内容,侦查与审判合一,认识与证明合一,认识过程占据了整个刑事司法的中心、挤压了证明过程的绝大空间。这成为中华法系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规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亦日趋复杂化。一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的犯罪，已经对传统的“回应型侦查”侦查行为提出了挑战。为更有效的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与之相时应的“主动性侦查”措施越来越被侦查机关广泛的采取。但为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住宅权、名誉权等重要公民基本权利，遏制非法的搜查、诱发犯罪等活动，必须对主动性侦查的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制。     

历史视野下的侦查“不立案”研究——以侦查启动的禁止性要件为分析中心

在我国现代侦查领域中，立案程序扮演着侦查启动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侦查领域中也存在着“立案”，但它只是启动刑讯的手续。封建社会侦查领域也存在着类似于现行立案程序的过滤机制，通过设立管辖、主体、客体、形式等方面的禁止性要件，使得侦查无从启动，从而达到“不立案”的客观效果。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论远程勘验：基于侦查措施体系性检视的分析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快速扩张促使侦查机关创新相关侦查取证措施，但同时也与传统侦查措施体系产生了张力。远程勘验作为传统勘验措施从物理场域转向虚拟场域的变形措施，一方面在形式上延续了传统勘验的概念表述，另一方面则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不断突破刑事诉讼法对勘验的性质和功能定位。在此背景下，传统侦查措施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被打破，集中体现为远程勘验措施呈现出“名”“实”分离的状态，以及远程勘验与提取、技术侦查等相关措施的关系紊乱。对此，在进一步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理顺新旧措施之间的结构，从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使远程勘验回归勘验的性质与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协调远程勘验与相关措施的衔接过渡，并在尊重他国主权的前提下探索远程勘验跨境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论侦查决策之概念

侦查决策,即侦查中的决策活动。“决策”是“侦查决策”的种概念,“侦查决策”是“决策”的属概念。侦查决策是侦查主体在侦查活动中,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为确定侦查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法而进行的一系列筹划、优选和决断活动。侦查决策这一概念的引入,为我们在侦查决策理论学术研究中开辟了一条深入研究侦查活动中的决策活动的道路,也开辟了一条从决策这一独特角度深入研究整个侦查活动过程的道路。     

论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当今社会犯罪形式的日趋多样化，传统的侦查手段过于陈旧和落后，对于新型犯罪难以发挥其功效，相比之下技术侦查的优势较为明显。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尚未对技术侦查进行明确规制，只是在《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中对“技术侦察”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显然不符合侦查行为应当依法进行的原则。2012年3月14日，新《刑事诉讼法》出台，首次将技术侦查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展现于公众，成为技术侦查立法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的法律规范只是原则性地规制技术侦查，并没有具体细化审查机制，监督机制及权利救济途径。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对技术侦查进行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控制

诱惑侦查是侦查人员或其安排的“特情”通过对侦查相对人使用诱惑手段,促使犯罪发生并当场破获犯罪的侦查手段。而其中“特情”是指侦查机关从社会人员中秘密选择用于协助侦查活动的特殊情报人员,与西方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所称的狭义上的“线人”近似,均用来指在警方的控制下为侦查活动提供线索或者协助警方开展侦查活动的公民。     

法律文化差异与中美侦查制度

中美两国的法律文化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以及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等层面的取向上存在明 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地反映在两国侦查制度在侦查组织制度、侦查行为、侦查程序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之中。比较研究表明， 美国为其侦查制度在法律文化中政府权力向个人权利的妥协的价值取向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同时，我国在借鉴与吸收某些西方的 诉讼理念与制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中西方在法律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中国刑事侦查法制革新之构想

侦查法制应当法治化。我国现行侦查法制在价值定位、模式设定、法律规范结构诸方面,既有合理因素,也存在不少偏颇,使得侦查法制的法治化程度不高,文明水准不够,人权侵犯严重,侦查侵权责任无从追究。中国侦查法制,需要以先进的侦查文化和思想观念为指导,以科学的侦查制度和文明的侦查行为为基本目标,实现"五并重,五抑制"。在中国宪政层面,重构侦查权;在诉讼法层面,重新设定侦查规范的内容和结构,提升侦查法制的文明水准,重塑侦查模式,实现侦查政策、法制有序化,建立统一的侦查法治。     

刑事侦查权涵义多样性初探

“侦查权”概念是多样的 ,侦查权概念的涵义具有丰富多样性。突破侦查权概念原有界定视角的局限 ,改变侦查权概念涵义的单纯性 ,全面揭示侦查权的实质内涵 ,是科学认识现代刑事侦查权的基础。尽管侦查权概念和涵义是具体多元的 ,但是 ,侦查权归根到底是国家法律赋予侦查主体单方面强制调查犯罪事实的权力 ,法定性、暴力强制性和侦查主体单方面拥有权力 ,是侦查权的三个基本特征。     

侦查管辖的立法思考

随着网络等信息类犯罪的不断涌现,侦查管辖问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行关于侦查管辖的立法更突显出其不足及不能适应侦查实践之需求,因此研究探讨侦查管辖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立法建议就成为当务之急。尽管立法建议可能只是偏颇之见,但依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侦查学史视野下的我国侦查法制化探讨

侦查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活动,虽然在打击犯罪,维护统治,保护人民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带有暴力性和侵权性,由此必然呼唤法制对其进行规制。侦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促进侦查法制化的进程,侦查学科研究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伴随着侦查法制化的身影。为此在侦查学史的研究视野下探讨我国侦查法制化的演进。     

基于刑事侦查的犯罪隐语研究

犯罪隐语是一种涉嫌犯罪行为或自我保护的内部言语交际工具,蕴含着包括信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具有鉴别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发现犯罪线索、解决并案问题、预审讯问中可有效利用语言的力量及帮助我们科学管理、做好羁押、监管工作等作用,在刑事侦查中准确地破解犯罪隐语,是科学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在碰到不了解意义的隐语时,根据隐语语义相互之间的联系规律,及不同地区隐语的特点,用类推法辨析其含义。     

侦查认识原理初探

侦查认识原理既包括侦查认识活动最基本的客观规律，也包括根据最基本的规律而制定的侦查认识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研究侦查认识原理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而这一主题在中外侦查学著作中都只简单地提到，而尚未进行充分地挖掘。探索侦查认识原理应当从侦查认识的基本假设入手，根据侦查认识活动的本质提出侦查认识的三大原理，继而根据侦查认识的三大原理设立评价侦查认识结果的标准，最后根据三大原理和标准设计克服侦查认识错误的对策。     

论"法外侦查"制度

我国法定侦查制度与法外侦查制度并行,侦查法治主义的大趋势与法外侦查合理主义的潜流共存。"法外侦查"制度,即侦查法律之外,有侦查政策与制度,有侦查主体、侦查程序、侦查手段、侦查目的,法外侦查侵权不负法律责任。"法外侦查"制度存在"相对合理性",但是,它毕竟与侦查法治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弊害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必须革除。     

刑事侦查政策述评

中国侦查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但政策存在明显不足或者缺陷,并导致侦查政策和法制功能弱化。应当深刻变革侦查政策与侦查法律之间的关系,使书面法律真实化、生活化,幕后侦查权力公开化,侦查权力运行有序化;革除超级侦查强权和法外侦查权,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的现代侦查权和侦查法制模式,保持侦查权力与控制、惩罚犯罪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应当实现刑事侦查政策及其理论的革新和转型,重构刑事侦查政策,实现侦查政策法治化。     

论社会控制与刑事侦查

社会控制是一个由不同手段和方式组成、具有不同层次的体系,在现代社会的社会控制体系中,法律是主要的控制手段,法律与其他控制手段之间具有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我国的社会控制体系也因为社会的双重转型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整体上出现了社会控制层次单薄、手段单一、社会控制纽带断裂等问题,这些现象无论是对犯罪还是对刑事侦查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使刑事侦查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也使刑事侦查基础工作和群众工作方式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