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整体预防机制论略

环境犯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环境犯罪本身的隐蔽性、模糊性、认定难等因素与政府的重视度不高、公众意识不强以及法律执行效率低等因素将环境犯罪预防拖入循环矛盾的境地。现今,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策略,需要结合环境执法整体链路的执行、发展干预的预防、社区环境的整治、绿色环境的引用以及情境的整改等多项举措整体预防,并破除国与国的规制差异之"冰",才能有效预防环境犯罪。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中国传统现场勘查责任机制浅析

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体制和刑事司法实践中,隐含着预防和惩治“冤假错案”的法文化逻辑,并具体化为一系列错案治理机制。其中,以传统犯罪现场勘查的相关机制最为典型,错案治理的法文化逻辑就贯穿于这一系列机制之中。中国传统法律严厉打击可能导致侦审错误的违法行为,形成了勘查官不亲临、报案不如实、现场保护不力、勘查延宕违限、勘查错漏等非违行为的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刑事错案的生存空间。即使在现今刑事司法活动中,这些法文化资源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犯罪动因论析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膨胀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知识经济潮头涌现。知识产权犯罪作为知识经济的消极衍生物,处于滋生蔓延状态。知识产权犯罪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原因,这些原因有机整合为一个原因体系。     

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程序主体之重构

我国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程序主体系统在构造上存在权利主体面窄、启动申请主体过少、执行参与主体简单化、独立的救济主体缺位等缺陷。基于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特定的程序对象考虑,在借鉴国外少年保释制度运作的经验和考察本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基础上,应对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程序主体系统加以重构。     

经济犯罪侦查效益简论——着眼于资源优化和程序简约的制度建构

经济犯罪侦查作为一项制度设置,起着配置有限侦查资源的作用,它以刑事司法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益机制是通过优化经济犯罪侦查资源和简化经济犯罪侦查程序来实现的。经济犯罪侦查的资源优化出路在于:配置适当的管辖职权、提升人力资源的质和量、重构经济犯罪侦查主体模式以及优化侦查协作;而经济犯罪侦查的程序简约进路则包括:简化侦查启动程序、整合运作程序,优化侦查监督程序和缩减程序期间。     

侦查程序的人本精神探微——兼论侦查程序正当化建设

人本精神在文明社会制度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法治发展的新时期,集中体现人本精神的人权保障问题再度成为学术理论研究和司法制度革新关注的重点。在侦查程序中,法律的人本精神表现为一系列的程序权利保障制度。在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中,在人权保障与权力扩张之间形成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侦查程序对自由和秩序的双重程序价值的追求。要解决这种冲突,必须以法律的人本精神为核心,应弘扬程序法治的人本精神,以人为本,依托正当侦查程序,在程序中形成权利与侦查权力的合理配置格局。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法治程序构建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的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合理做法,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青少年刑事司法视野中的英国骚乱处置研究——以2011年8月伦敦骚乱处置为分析对象

2011年8月,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暴发大规模骚乱,并席卷伦敦和整个英格兰地区的多个大城市.青少年是暴乱的主要参与者,并乘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大肆打砸抢,造成了大量的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在本案后续的刑事司法处置过程中,法院侧重于考察青少年群体性暴力整体、罪行恶性程度、社会和谐秩序受损程度,而不应该过多虑及暴乱参与者的原始动机.这种司法处置策略与英格兰地区长期以来处理大型暴乱的一贯刑事审判方针是一脉相承的.这对我国处理2012年10月中日钓鱼岛事件引发的打砸抢等影响社会安全的突发事件——尤其是对于当前尚未进行的刑事审判活动——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商业秘密犯罪抗制对策论略

在日益发达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正如附生于经济体的“毒瘤”,吞噬着商事企业的健康活力。2009年的“力拓案”让国人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危害的认识更深了一层,中国此类犯罪的猖獗令人再度警觉。在全球范围内,侵害商业秘密犯罪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德日等国的“商业间谍”屡屡兴风作浪,给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各国都力图通过一些法律来遏制此类犯罪,中国也应从着手从立法、司法、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制度、商业伦理、传统文化等多重层面入手,来构建系统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抗制对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