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下的东亚地区格局

<正>一亚洲再平衡:一石激起千层浪自从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以来,围绕中美关系展开的东亚地区局势变动可谓牵一发动全身,极大地影响和推动着东亚地区形势的演变发展。中美作为最强大的地区和全球大国,必将成为东亚国际关系和安全安排的重要角色。亚洲再平衡即使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也是从其他地区向亚太倾斜的调整。美国亚洲再平衡被认为是应对中国崛起的举措,由此引发的中美关系曲折反复致使奥巴马第一任期对华政策出现"高开低走"。中美关系本来从未真正一帆风顺     

笔谈: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

编者按:2012年8月15～16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承办的"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1972～2012)"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在长春举行。与会者围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美国巧实力战略、奥巴马能源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综述

2012年8月15～16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承办的"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1972～2012)"学术研讨会暨中华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年会于长春市举行。与会者来自中联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防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

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总是将中国放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国际战略格局全局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全局来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和确定美中关系走向。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苏遏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根据中苏关系状态来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冷战后,美国根据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交替采用“接触”与“制约”政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反恐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大内在矛盾,中美关系正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编后

配合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典暨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学术活动,本期就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开设了笔谈栏目。杨洁勉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因此更需要从全球、地区、双边等多个层次,以及各个领域予以观     

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

中美关系的国际大环境是:“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200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平稳、最成熟的一年,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美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崛起的大国,视为仅次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战略对手。中美双边问题日益多边化,特别是在中日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中美日三边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台湾问题暂时不处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亲历者说——杰弗里·贝德《奥巴马与中国的崛起》评介

2012年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又一个比较关键的年份。中美两国在这一年都要进行领导层的更替,对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亚洲政策及中美关系做出某种意义上的小结,并向中美两国未来的领导者建言献策,似乎"正当其时"。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Bader)2012年推出了新     

香港:中美关系中的"新"因素?

本文探讨了香港回归前后美国的主要对港政策及对香港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终审法院关于港人内地子女居留权的裁决所引起的法律危机期间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作者发现,随着香港的回归和英国人的撤离,美国有悖常理地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多地卷入了香港事务,而美国对香港的批评和压力总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而增强.作者因此呼吁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既不应把香港宠坏,也不应使香港成为一只替罪羊.     

布什政府对东盟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总结了布什执政以来美国对东盟的政策,探讨了影响美国政策的因素,分析了美国对东盟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为其重返东南亚提供了契机。布什政府调整了对这一地区的政策,改善或提升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然而,把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机制,美国还没有完整的战略。美国主要推进的是双边关系,其中以军事关系为重。美国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在中美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其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太大。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奥巴马第二任期基本上延续了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即在遵循美台非官方关系基本框架、确保避免冲击中美关系的前提下,给予台湾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支持以稳固和发展美台关系,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作用,积极谋求对台湾问题的更多主动权。从近期来看,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调整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保障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调整却蕴含着很多潜在的隐患和不确定性。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

"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同时,规划了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蓝图和与之相应的外交战略。中美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从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出发,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然而,从美国的"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对华战略中的负面因素增强,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不过,综合世界格局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等方面因素,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些发展机遇。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中国因素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控制东南亚是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步骤.最近,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宣布重返东南亚,其主要的战略意图是牵制中国.美国重返东南亚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大于其积极影响,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包括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推进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以及促进中美关系等.     

美国军控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

本文试图考察美国军控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调整与变革,探究调整的根源,及其与美国整个安全政策变化的关联。文章依据美国对待全球、多边和双边军控机制的态度、政策和行动,分析美国军控的调整与变革过程;根据军控机制产生和存续的战略安全环境状态、军控本身在消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存在的价值,以及推行军控机制建设所产生的效用等三个方面探究美国政策调整的原因。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大致支持并推动了三类军控机制的建设。布什就任总统后,美国对战略安全环境认识的转变、军控机制内在的缺陷及推动军控机制建设的困境推动美国进行政策调整,突发事件、决策者的政策倾向和国内政治环境则加速了这个调整过程,美国军控政策逐步完成了从制度建设到志愿者同盟的转变。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美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取向

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政策立场,以"不统、不独、不武"为中心点,游离于和平统一与和平分离之间.本文以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初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正面态度和世纪之交对两岸政治和谈的敦促鼓励为例,说明美国对两岸统一、和谈的接受度,与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需求及两岸关系的紧张程度这两项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美国越是需要在全球事务上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就越有可能接受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选项;两岸关系越是紧张,美国就越有可能敦促双方进行政治对话.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以来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可能减少美国促谈的诱因,但以往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的遗绪,中美全球战略合作的需要,国民党当局对统一诉求的淡化,以及美方部分人士对中国和平统一的开放态度,将足以抵消上述这一不利因素,并由此决定了美国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乐见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既定政策.     

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

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亚太战略主要基于如下背景: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两岸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开始从阿富汗撤退,使奥巴马政府能腾出手来,为了应对中国的兴起和亚洲的整体崛起,开始将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东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