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创新路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创新日益走向教育分权、主体多元与大学自主的发展趋向,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与框架还存在一些漏洞,包括高等教育的管理主体信任缺失,高等教育管理的互惠机制缺乏,整体规范欠缺以及高等教育管理的条块化、单一化局面没有改变等问题。以社会资本为视角,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不仅可以从管理理念、模式、体制等角度来实现改革与创新,而且还可以结合实际运行中的现实问题从高等教育的外部与内部统一性的角度提出可行性的创新路径,通过寻求管理主体的信任契合、推崇管理体制的互惠规范、构建高等教育网络治理的新型路径,实现一种软硬结合的综合化管理模式。     

再论行政分权与行政集权——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观视角的分析

行政分权是改革过于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以尽快形成科学而又充满活力的行政体制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片面的行政分权倾向———只强调向地方分权,以及对企业的放权,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出现了颇多的负面影响。其症结在于对分权与集权认识不够充分,特别是在度的把握上有偏颇。结合马克思关于国家职能的相关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有利于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走出集权—分权的二元对立误区——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集权与分权问题

流行的集权—分权二元对立思维使很多人对权威下的分权改革抱有疑问。本文首先指出《决定》中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就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并通过梳理一些基础性概念,诸如行政性分权与市场化分权及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法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时间性"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与常规时期,说明为什么不能将集权与分权简单对立化处理。     

统一财务管理发挥集权作用——浅谈劳教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有两大类,即集权式和分权式.鉴于劳教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集权管理应是首选模式.劳教企业财务管理必须坚持"以制度理财、用统管聚财、抓龙头控财、用指标管财"的基本原则,通过活化资金管理,强化投资管理,细化资产管理,深化成本管理,善化财会制度,来谋求劳教企业的最佳经济效益.     

对集权体制下分离性特点的深层认识

学术界大都以权力的高度集中概括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政治体制改革也主要围绕集权与分权的思路展开。本文认为,高度集权只是就中央层面而言的,地方层面则具有强烈的分离性,并侵蚀着中央权威,导致体制效率的低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意这一长期历史形成的特点,以走出集权与分权循环往复的怪圈。     

浅析财政集权与分权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一直是财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一直处于非规范化的运动中,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彻底改变这种情况。本文从财政集权和分权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并认为就我国的财政现状来看应进一步分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与西方分权制度的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一些特定内涵外,还有许多特质,其中之一是在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保持了相对集权。一个国家选择相对集权或相对分权,既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情形有关,又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现阶段的相对集权有其政治优势。相对集权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必须的。某些国家因为高度集权从而导致政权倒台,只能说明高度集权不好。高度集权就会演变成为攫取性政治经济体制,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相对集权与相对分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从惩治腐败的角度,把分权看作是预防腐败的"定海神针"是错误的。从加强权力制约角度看,分权有利于抑制腐败,但单纯的分权却不利于抑制腐败。要是没有法治的积极跟进及其他保障措施,分权就可能导致"分散腐败"。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还是要靠法治。     

对犯罪预防与控制理论的再认识

该文着重从四个方面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理论进行了重新认识,一是措施:预防与打击的问题;二是警务:管理与服务的问题;三是体制:分权与集权的问题;四是智能:教育与训练的问题。     

大部制改革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大部制(又称核心部制或巨型部制)是西方国家继地方自治、公共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民营化和公共管理分权化等改革之后,政府组织自身进行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在我国推行大部制改革,地方政府将面临着作为中央政府代言人与地方民众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冲突加剧的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应对大部制改革的策略是:坚持统合管理模式,加快绩效管理工具的开发,运用上下组织同构化和异构化的两种策略,打造多中心和网络化治理结构,拓展公民直接参加政府管理和评价的途径。     

西方议会的几个特点

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它废除了“朕即国家”的专制政体，开创了国家由君王集权走向阶级分权乃至资产阶级内部实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政治格局，是一大历史进步，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制的重要标志。为了了解西方议会的运作及保障隋况，     

中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分析

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反映出国家各级预算的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而且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产品资源和利益分配关系.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集权与分权关系的重新界定和调整.分税制的引进有助于建立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什么是有效的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基于“中国式分权”背景的分析

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作为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的政府分权体系中的制度子集,其选择服从于实现激励相容的目标,有效的金融分权具有与制度环境和互补性制度安排相容的适应性效率。"中国式分权"并不是单一的制度安排,而是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中国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转化是政府对激励目标和激励制度调整的制度因应,而不是对"分权至上"的盲崇。     

诱发性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体制的演变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先后经历了“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县为主”到“新机制”的转化。这些转化都是为了筹集充足的教育经费而做出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制度安排，并不存在西方理论所强调的绝对的“集权化”或“分权化”特征。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作为一项“诱发型”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体制调整还将持续进行。     

我国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现实选择与目标模式

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问题。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模式:一是高度集中统一、高度集权的模式,一是高度分散自由、高度分权的模式。我们既不能回到高度集权的模式中去,又不能走到高度分散的模式中去,只能沿着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思路,构造一种集中与分散、统一与自由、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关系。承包经营责任制一开始就是把构建这一关系作为目标的,只是目前的状况离这一初衷还     

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及中国行政改革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进行的研究较少,部分学者对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定义、分类和发展趋向等进行了研究,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与行政改革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实际上,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对中国行政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影响力最大的行政文化是集权型和分权型行政文化,这两种行政文化在行政改革进程中相互博弈——主要发生于中国政界和学界内四类持不同行政文化观的群体之中,这种博弈将促使中国的行政改革和行政文化朝着在＂适度分权＂和＂适度集权＂之间＂摆动＂的方向发展。     

中央与地方权力集分一般均衡的经济学模型分析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体表现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上,如何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均衡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本文通过引入边际、成本、收益等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试图构建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一般均衡模型,以期对同界学仁有所启发.     

另类权力观

权为民所用，称之为“民本位”的权力观。以权谋私，称之为“私本位”的权力观。之间还有一种权力观，把个人权力看得过重，一切围绕个人权力转，称之为“权本位”的权力观。另类权力观有种种表现：在对待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上，轻视必要的分权，过于专注于集权。 与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着行政与市场不分,行政权纵、横向权力界限不明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传统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有限权、授权和分权三种模式。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应选择"分权—集权—分权"模式。     

新媒体时代政府社会管理思维的新转变

新媒体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着突出矛盾:集权治理的惯性与分权善治诉求之间的矛盾、社会组织管理行政化与社会组织方式自治化的矛盾、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与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的矛盾、社会稳定和谐的政治愿景与社会问题放大化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实现社会管理思维的转变,要以放权服务思维取代集权命令思维,以平等合作思维取代单向监管思维,以对话共识思维取代主观专断思维,以柔性开放思维取代以刚性压制思维。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保持适当的张力

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横观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和纵观我国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历史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保持一种适当张力的角度出发 ,提出一种较理想的关系模式 ,即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纵向权力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