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政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演进逻辑——基于中央政府环境保护政策进程(2008—2015年)的考察

政府决策过程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主要议题,借鉴心理学的认知动力理论,以及组织行为学的注意力基础观,整理分析2008—2015年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注意力的变化情况,结合环保领域中央政府财政投入预算与决算情况,探讨政府环保政策动机与实际政策行为,重点测量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注意力的变化情况,建构"注意力-动机-行为"的理论框架,从政策理念、政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关系出发,阐释政府决策是一个始于政策理念、政策理念形成政策动机、政策动机指导政策行为的过程。     

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要素组合与政府注意力配置：基于S市实践的QCA分析

网格化管理政策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在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政策差异，探究地区间政策转移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显得非常重要。通过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实施情况的案例研究，从政府注意力配置角度构建了“注意力嵌入—分层—同步”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应假设进行验证并得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影响因素组合可划分为“资源支撑型”与“需求响应型”两种政策转移类型。其中政策响应、财政水平、激励效力、监督效力对政府注意力配置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导致网格化管理政策在转移中出现政策变异。在此基础上，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呈现出价值导向与注意力嵌入、情境适配度与注意力分层、资源监督与注意力同步等共通逻辑。     

中国资本市场区域差异的分析研究

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区域差异的存在使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本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实现区域经济与资本市场"互促式"地发展,是解决资本市场区域差异,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加快东莞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案背景】2018年,广东省率先出台《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的"128"战略;东莞市发布了《东莞市"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9—2021年)》,着力建设数字政府;2020年6月17日,东莞首个数字产业扶持政策《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信息化发展专题项目实施细则》正式发布。     

政策试点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从2014年到2019年,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进入国家的顶层设计但又最终淡出,其背后具有深层次的政策逻辑。实证研究发现,该项政策试点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广东清远进行关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地方预先自主试验;第二阶段,中央政府在总结清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试和试点铺开,将试点核心内容由"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委员会"转向"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实现全国性的地区试验扩散;第三阶段,中央政府根据政策试点的反馈以决定政策维系或是中断。研究表明,铺开后的政策试点涌现出一系列的组织性难题,影响着政策创新的治理效能和扩散能力,导致该项政策最终淡出中央的顶层设计。汲取试点经验,应在组织能力建设和组织功能发挥等方面对政策试点不断进行优化,继续深入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幼有所育:新时代我国儿童政策体制的转型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连续调整并取得积极成效,在"幼有所育"民生目标的指导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学前教育、儿童福利和家庭教育等四个儿童政策子领域发展显著.借鉴"政策体制"理论,对以上四个子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儿童政策体系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型:政策范式上,儿童养育责任已由"家事"转向"国事";权力安排上,政府成为儿童政策的重要行动者,社会和家庭也逐渐发展壮大,责任被重新界定;组织架构上,儿童政策各子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新的政策范式和权力安排.在实施"三孩政策"、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完善国家—社会—家庭在儿童养育中的责任分担,集中力量促进重点领域发展,将是今后我国儿童政策努力的方向.     

注意力竞争的生成与反思：论政策议程中的注意力生产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注意力决定了政策议程的开启,甚至等同于政策选择。当多元主体对政策系统同时施加影响争夺决策者的注意力时,就形成了注意力竞争的局面,政策议程设置就是竞争结果的体现。追溯历史可知,在现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政策过程中的注意力是受支配的,直到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快速扩散,注意力也高度分化且快速变化,更多的主题进入了政策议程。由于注意力竞争的现象出现,竞争成为政策议程设置的关键词,但是注意力竞争还不足以建构真实的政策问题,只有挖掘出注意力背后所体现的需求与意向,才能找准政策问题的实质,这时所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新农村信息化:法治困境与制度构建

中国已经步入信息时代,农村的信息化建设中,对农民信息权利保护、农村信息资源利用、农村信息市场的规制等方面缺乏相关法律政策支撑,严重影响我国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从具体国情出发,用法治的视野对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给予合理定位,分析我国新农村信息化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困境,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以完善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机制。     

基于多主体的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是住房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反映"政府—市场—社会"等三方利益在住房领域的实现问题,它们在住房政策中各自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入分析不同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行为,有助于有效制定住房公共政策,切实防范或降低、治理住房政策风险。在明辨三大核心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等不同主体的住房政策心理与行为,并提出启示性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信息化的大发展带来了空前机遇,"一带一路"需要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加快,我国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信息化建设仍存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信息化人才建设有待加强等短板,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瓶颈。因此,应着力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信息保障。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一代理模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作为代理人的政策执行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利用作为委托人的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劣势、监管漏洞以及风险的分担机制,通过不作为、虚假执行和歪曲执行等方式,致使政策执行偏离预先设计的轨道,进而造成政策目标的落空或扭曲.本文将信息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的概念和理论引入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以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将地方政府虚假执行政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称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均无法满足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的博弈策略.央地之间的博弈具有"斗鸡博弈"的特征,具有层级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符合"智猪博弈"的特点,而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则属于典型的"囚徒困境".笔者在对上述主体之间的博弈策略分别予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以"利益整合"理念为主线的规避政策执行中道德风险现象产生的机制.     

博弈论视角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问题

从博弈论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特征。从委托人———中央政府和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央政令时有可能拒绝接受委托,或虽然接受委托但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治理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注重"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重要因素,并通过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合作,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方式方法,正视地方的合理利益,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等,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走向

在服务型政府的框架内,今后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发展,有必要致力于集中型大部门和分散型专门化机构之间的平衡调整正在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解决了宏观调控、能源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和涉及民生改善的中央政府机构设置问题,实现了优化中央政府组织结构的阶段性目标。在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改革目标下,今后几届政府的十二年中,中央政府机构设     

我国住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机理分析

我国住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其特定轨迹。目前,我国住房政策制定已形成了以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主,以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财政部、银监会、监察部和统计局等中央部门为辅的主体框架。住房政策实施达不到预期目标、政策异变或者政策失灵(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的住房政策在地方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近十多年来,中央政府的住房政策制定呈现出一定的规定性、原则性、统一性和短期性等特征。地方政府对中央住房政策的策略响应主要是延缓执行、选择执行、变通执行和创新执行。     

科技对食品安全的副作用及其化解

科技发展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是:科技自身的局限性,科技后果的不确定性,科技成果的滥用。科技发展使食品安全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即"无法感知"、"不可计算性"和全球性。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需要通过法律遏制危害食品安全技术的开发和滥用,通过检测手段防范科技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通过政策引导减少有副作用科技在食品领域的应用。     

民营资本主动融资方式阻碍因素的初步分析

中央政府各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特许经营政策法规,来推动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虽然PFI方式(主要是BOT模式)有很多的优点,然而其运作结果和过程都存在着颇多争议的问题。对若干阻碍PFI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其重要性程度,以期对今后政府出台相关保证PFI运作的政策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国内对PFI和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文献中识别出23个阻碍因素,这23个因素按归属划分为现存体制、政府行为和企业素质三个方面,并通过问卷调查和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得出":缺乏权益保障"和"阻碍融资渠道的畅通"是两个最关键的风险因素;被调查者的工作性质,如政府部门或民营企业,对阻碍因素的关键性程度没有产生明显差别的影响。     

研究基金机构在中国智库建设中的作用:“边界组织”的视角

研究基金机构在促进智库建设、推动决策科学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研究基金的案例分析表明,研究基金作为"边界组织"将知识领域和政策领域连接起来,建立起智库与决策者之间有效沟通的稳定渠道,从而促进智库研究成果向政策分析转化,提升公共决策科学性;研究基金也在知识领域和政策领域之间设置边界,在资助智库的同时,保障其研究自主性;研究基金还通过成果评价、宣传推广等方式系统促进智库政策影响力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