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法德和解的研究综述

法德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特殊关系",并在欧盟中扮演着"特别"或说是"核心"角色,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津津乐道。法德轴心是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相对于法德两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专注于"法德关系与欧洲一体化"或者"法国、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十分丰富,其中从"法德和解"的角度入手的相关文献更为不多见。本文归类整理了国内外关于法德和解的研究成果,并对其做出归纳和评价。     

欧洲边缘的抉择——试析意大利、希腊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

欧盟内部长期存在"中心—边缘"结构,位于(半)边缘的意大利和希腊在民粹主义冲击下,面临融入或背离欧盟主流的抉择。近年来,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的边缘化加剧,刺激了国内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政党的主张背离欧盟主流,在执政后要求调整对外关系。本文分析了意大利和希腊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发现两国均要求在欧元区经济政策和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难民政策上与欧盟重新协商。在双边关系上,两国与德国、法国也出现摩擦,试图联合其他成员国制衡法德轴心。同时,意大利和希腊顶住欧盟压力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民粹主义政党本身的偏好是上述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因,但相应政策的执行和实际效果仍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制约。     

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

追求"法国领导的欧洲"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欧债危机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欧洲经济治理领域和外交安全政策领域权力结构的分化。面对一个失衡的欧洲,萨科齐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路径: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展现强势的领导和进攻性,在经济治理和危机应对领域与德国共同领导并展现出妥协性。危机使得"法德轴心"再次成为欧洲事务的领导核心,但却呈现出"法国主张、德国内核"的特征。法国大选和左派的上台为再平衡提供了契机,奥朗德时代的法国在追求欧洲领导权上呈现出了新的路径:通过内部和外部制衡来平衡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势,追求一个更加平衡的欧盟。     

欧债危机中的“德国角色”辨析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推动并放大了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成员国出于不同的政策理念和利益诉求,对德国在危机中的表现持不同期待和评价,反映出巨大的认知差距。其中,"专制领导"、"犹豫领导"以及"法德主导"是三种典型认知。上述多重认知是欧盟制度缺陷、法德行为方式以及成员国利益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欧盟建设当前处于关键节点,德国如何应对上述认知,进行政策选择,对于欧盟建设至关重要。     

法德在中东欧的不同关切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启示

作为欧盟的两个核心大国,法国和德国在中东欧有着不同的关切。具体而言,从法德两国在欧盟东扩和《东南欧稳定公约》中的表现来看,法国对中东欧的三个次区域,即中欧、波罗的海和东南欧都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注重中东欧国家自身的改革,强调合作风险。而德国更倾向从区域性的角度出发,希望加快中东欧各个次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从而为德国的发展提供助力。此外,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来讲,在经贸投资往来、中长期合作等方面可借鉴法德两国的经验。同时中国也要处理好与这些中东欧利益攸关者的关系。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大国态度的比较分析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领域,欧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属于政府间合作性质,其发展进程既受到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英、法、德等大国态度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相关非成员国特别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盟国美国立场的制约。本文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具体分析英、法、德、美等大国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立场和态度,指出:英国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充当欧美之间的平衡器与调停者;法国作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坚定的推动者,积极寻求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德国借助共同外交与安全建设,谋求欧盟政治领导和世界性政治大国地位;美国则主张在北约框架内推动欧盟有限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继续保持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     

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长期封建割据造成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晚于英、法等传统西方国家。其建立民族国家的路径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是建立在由血缘、历史、语言、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这一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较为特殊,这也决定了其融入西方过程的曲折与漫长。20世纪90年代,两德重新统一后,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进入后古典民族国家形态,将主权部分地让渡给超国家共同体。德国民族国家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欧盟治理结构中的"新德国问题"。     

新冠疫情背景下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分析

新冠疫情使欧盟经济陷入大衰退,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本文结合领导理论,总结德国在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并从结构和行为体两个层面分析德国拿出领导表现的原因。本文认为,在疫情应对方面,受权能分配和公共卫生政策特殊性的影响,德国经历了从领导缺失到发挥"方向型领导"和"结构型领导"的转变;在经济援助方面,德国发挥"结构型领导"和"企业型领导",与法国妥协并贡献经济复兴计划的具体方案,努力弥合南北欧国家在援助方案方面的分歧。德国的领导表现是维护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考量、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法德轴心与欧盟未来走向及中欧关系”国际会议在同济大学举行

正9月21日～22日,"法德轴心与欧盟未来走向及中欧关系"国际会议在同济大学中德大楼九楼会议室举行。同济大学副校长雷星晖、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德国波恩大学副校长施坦方·科内曼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董琦以及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等高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欧洲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共计60余名专家学者前     

欧债危机以来“德法轴心”的范式变化及其成因

"德法轴心"有效运行的条件在欧债危机以后发生变化,致使德法的合作范式也随之调整,两国联合领导的"代理人妥协"逻辑部分失效。近年来,德法在欧洲共同外交、安全与防务等"弱一体化"领域的合作进展增多,而对于涉及欧盟内部治理的财政一体化、难民分配等核心争议问题的共同回应则相对模糊,对外行动中的战术配合也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考量而难达默契。总体来看,德法妥协的实质多是"以法国之名,行德国之实",联合领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未来的德法轴心应在保持象征性领导优势的同时,把握积极的倡议者角色,加强与欧盟机构及欧洲次区域集团的协调,以便从源头上化解德法领导力在能力与合法性方面受到的双重质疑。     

法德重启海洋战略的逻辑——化解“陆海复合型”困局

法国、德国属于"陆海复合型大国",具有相似的历史经历,曾因盲目向海洋扩张而教训惨痛,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如今,法德两国主导欧盟联合防务,并且通过与北约积极合作的"多边外交",使其海上力量活跃于全球众多区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法国、德国通过"一体化"与"多边外交"的运用,巧妙扭转了自身所处的复合结构型地缘困境,并将其转变成有利的战略条件,携手周边邻国共同经营欧洲的繁荣,谋划全球战略。它们通过欧洲区域一体化获得战略优势,并由此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辐射影响,谋求与美国开展更为对等的战略合作。     

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基于道德义务和现实政治

长期以来,德国的以色列政策不单纯以道德义务或现实政治为出发点,而是两者共同影响着德国历届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阶段概述德国的以色列政策,然后剖析德国对以政策中的道德义务因素以及现实政治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只要在德国看来以色列的安全未受到威胁,德国出于自身国际定位、外交原则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日益在谋求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由于两国对如何能更好保障以色列安全有不同认知,未来德以关系的"正常化"依然面临根本性的障碍。     

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与欧盟制宪危机：敢问路在何方？

本文旨在论述德国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重新推动欧盟制宪进程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本文首先阐述对法荷拒宪原因的不同解读,继而分析目前讨论中的各种解决制宪危机的方案及其各自的束缚和代价,在此基础上,剖析德国政府的"拯救计划"及其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斡旋余地.鉴于德国争取在2007年6月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达成制宪进程表,以便最终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前通过一部宪法,但由于法国2007年5月将举行总统选举,德国政府的斡旋行动在时间上的余地极不乐观.更重要的是,即使此后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斡旋下,能为欧盟制宪危机找到出路,但这并不能克服欧盟公民对欧盟政治的信任危机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民主合法性危机.     

法国对俄“摇摆”政策的国内外因素探析

新世纪以来,法国对俄政策摇摆于大西洋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之间,游走在价值观和利益之两端。2000年以来法国三任总统治下的对俄政策变迁,基本上沿袭的是传统的平衡战略,但逐渐由利益导向转变为价值观导向。法国的对俄政策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欧美俄大三角关系、欧盟北约双东扩、法国战略考量以及国内精英对俄罗斯、对法俄关系的认知等。当前,马克龙治下的法国以欧盟建设为核心依托,以多边主义为战略手段,在美俄中三国间奉行均衡原则,以实现其"法国梦"。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法德主要地面作战系统(MGCS)项目合作研究

法德主要地面作战系统(MGCS,以下简称MGCS)是法德两国在2012年提出的项目,主要目的是更替目前法德两国现役的“勒克莱尔”和“豹Ⅱ”主战坦克,预计2035年左右正式列装。除法德两国外,其他部分欧洲国家也表示出对MGCS的兴趣。MGCS是法德两国试图在防务上摆脱对美国过度依赖的重要标志,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并被欧盟多国采购,则标志着欧盟各国新一代主力坦克可能会实现统一化,也是欧洲防务一体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作为跨国项目,MGCS的发展与法德两国的合作密不可分,通过分析MGCS合作的主要动力和制约因素,有利于预测MGCS项目的未来趋势。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及市场化所形成的生态产业对于一国未来发展潜力及经济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生态产业的力量越强,则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越积极与超前。本文通过对欧盟15个成员国生态产业和气候政策立场的分析考察证实,生态产业实力较强的德国、奥地利、荷兰一直是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而生态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是欧盟气候政策的"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的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卢森堡总体上政策立场趋于积极,法国、芬兰、瑞典情况复杂。因此,本文认为,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是决定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的重要因素。     

试析曲折发展中的欧洲防务联合

欧洲防务联合是欧盟一体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欧盟政治一体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和重要保障。近年来,受法国、荷兰否决欧盟条约,欧盟中期预算危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成员国大选等因素的冲击,欧盟一体化进程整体受挫,被迫驶入“慢车道”。但是,防务领域的建设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不仅继续稳步推进,甚至在维和方面有所突破。文章对欧洲防务联合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与梳理,之后指出了它的最新进展和继续发展所面临的困难。     

入盟三年后的波兰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影响

加入欧盟三年后的波兰政坛明显向右转,亲美、疑欧、压俄的外交政策新变化及波兰在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使共同外交政策受到影响:一方面欧美关系一定程度上深化,另一方面欧盟共同外交政策也将受到美国因素更多的影响;欧盟的"东方政策"受到干扰,使欧盟在对俄共同外交政策上充满变数。欧盟共同外交政策本质上仍是政府间主义,对外政策一体化由于此特性而发展缓慢。与此同时,近期波兰因在欧洲的"边缘化"作为所带来的孤立局面也正在迫使其改变政策。因此,未来欧盟共同外交政策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两端间的摇摆方向将会更多趋向超国家主义。     

从“北溪-2”项目看德俄关系及俄美欧三方博弈

作为两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彼此和欧洲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双边关系中,能源因素因其对国民经济生产的决定性意义长期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2018年9月,由德俄牵头,法国、奥地利与荷兰合资建造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正式动工铺设。该项目将使输往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绕开乌克兰,经过波罗的海海底直接连通德俄两国,德国由此成为俄罗斯天然气最重要的转运国。此举虽然在双边层面上保证了德俄的能源经济安全,但在多边层面却招致欧盟、美国等多方反对。因担心会进一步加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盟委员会及中东欧国家欲诉诸法律对该项目施以约束;美国在制裁项目企业的同时转而向波兰、乌克兰等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在利用政治机遇抢占欧洲市场的同时试图制衡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多方力量博弈中,德国需要在平衡俄美欧关系中付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