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进农村”: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以江苏省N市为例

村级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在农村基层的体现。现实中,村级治理结构单一、行政化色彩浓厚、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既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现程度,也阻碍了村级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如何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成为当下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N市"法官进农村"的做法,在提高村民法律素养、保障法律精英功能发挥、创新治理平台、构建多元协同网络等方面为村级治理法治化提供了诸多启示。从未来看,N市"法官进农村"的推进,需要在制度化、组织化、氛围塑造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根本保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目前,社会治理依法治理理念、治理立法、治理机制、治理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制约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为此,要从培育社会治理法治理念、完善社会治理立法、健全执法机制、加强司法保障和健全法律服务体系等方面着手,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蕴含着法治化元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基础是依法治国、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理论,需要完成制度建设、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治理结果的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通过实证化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立法不完善、缺乏法治思维、执法缺少监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路是建设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文化体系,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半熟人社会”农村治理法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费孝通先生眼中“熟人社会”的农村受到极大冲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身份型农村社会正逐渐被以利益为中心的契约型社会取代。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农村目前正处于半熟人社会型态,“法治”“人治”“宗法”交织在一起,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因此农村治理目前面临三大难题: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冲突;农民法律意识的缺乏;基层农村司法制度的缺陷。本文从法治化角度出发,探寻解决乡村治理困局的方案: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良性互动;提高农民法律受教育程度,加强农村普法宣传力度;完善农村司法运行环境。     

试论我国农村法治化模式的选择

目前由于我们选择的国家推进型法治模式与农村社会现实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使得农村法治化并未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因此,要真正实现我国农村法治化,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推进,也不能单纯等待社会的演进,而应该是选择将国家推进的主导力量和社会推进的基础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双轨驱动模式。     

论实现政府行为法治化的条件

实现政府行为法治化是行政改革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依法治国条件下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必须要解决好的现实课题。因此,研究政府行为法治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行为是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的行政行为。政府行为法治化就是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政府作为或不作为必须依据法律,其行为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行为过程合乎法定程序,一切政府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使这种责任法律化。政府行为法治化的实现要有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必须具备一系列必要的主客观条件。1、摒弃人治行政观念,树立…     

农村法治:中国法治的"瓶颈"

实现中国农村的法治是实现整个中国法治的关键。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存在许多障碍：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合理因素、农村落后的经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薄弱、农村家族主义的复苏。农村实现法治化的途径有：依法控制权力、确立权力本位的法制观念、充分尊重传统的人伦道德。最后，作者指出，虽然农村的法治化进程漫长，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农村法治建设之观念阻却:法律信仰危机

法律信仰是主体心理状态的上乘境界,是实现法治的内驱力,对法治化进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过程中,主体法律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法律信仰危机,是因为人治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及礼法传统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法律信仰的培植是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政治文明与监狱法治化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标志、基石和保障。监狱法治化程度不仅影响着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的效果,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政治文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受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制约的产物。监狱法治化亦任重而道远。推进监狱法治化,必须全面认识依法治监的涵义,逐步健全监狱法律体系,完善执法监督和制约机制。     

藏族民事习惯的法治化建设路径

藏族民事习惯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民法的主要渊源之一。从价值、技术和功能三个方面构建藏族民事习惯的甄别标准体系,对藏族民事习惯进行筛选,建立"善良民事习惯"体系,是藏族民事习惯法治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以"善良民事习惯"的推广适用为核心,推动藏族地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完善民族地方立法,提高民族司法能力和水平,是实现藏族民事习惯的法治化和藏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路径。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言说

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期待.从法律的追求、和谐社会的性质以及和谐社会的特征等方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制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表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从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婚俗、法治及其路径——以海南黎族婚俗的调查为对象

现代社会,应审慎的看待法律的作用,正确处理好婚俗和法律的关系。婚俗也为人们观察法治提供了新视角,辩明法治的发展路径。     

从现代法治的视角关注新农村建设

“三农”问题是当前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大局,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必须依法进行。而当前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尚不能满足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建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稳定与可持续进行的客观要求和基本保证。现代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农村的重要思想条件。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论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与作用

认识和把握检察职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既要看到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着促进和保障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建设,调整检察政策,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也要看到检察事业的科学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也是我们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必须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开拓创新,加强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提高执法水平,为检察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     

论法的局限性

法律并非万能而是有局限的。关于法律的局限性从古论争到今。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法治是人类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好选择。但也要正确认识法律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时才能尽可能克服法的局限性,提高立法的质量,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律如何进入乡村社会

国家法在乡村社会的“戏剧性”运行非但不能作为乡村无法律的依据,还应视为法治前景的孕育地。立法下乡、执法下乡和司法下乡是乡村社会现代法律生成的根本措施。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贡献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它主要围绕着三大基本问题和三大规律展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以人为本律、和谐发展律和共建共享律;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民心向背律、法定程序律和能力适应律;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律、协调发展律和可持续发展律。     

从习惯到法律：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诠释——以青海藏族的民商事规则为例

从习俗、规则到法律,这是法律形成的一般路径。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立法路径的拓宽,通过法律移植而建立起来的制定法系统,往往忽略了法律的本土资源,即忽略了对本国民间习俗、规则,乃至习惯法的重视。其直接后果是,在某些领域国家法的缺失带来了民间规范的介入。因此,重新审视民间规范和传统法律体系的价值成为必要。对藏族民商事规则的调研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规则和制定法自有生存空间,各有价值,并且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只有将法律移植和本土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法治的整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