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应该在正确理解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厘清罪刑法 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关系,把握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制约。     

刑法学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刑法学是我国重要的法学学科,它以我国现行刑法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我国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刑法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加以探讨。一、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1.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机能

作为近代刑法实质性标志的罪刑法定原则 ,最大的历史价值就是使刑法第一次在保护机能之外具有了保障机能。我国现行刑法虽已明文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但因理论认识总体上仍停留在望文生义的水平 ,立法并没有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各项要求 ,因而仍然具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必要。只有真正赋予刑法以保障机能 ,中国刑法才能完成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自由的圣经 ,才会步入罪刑法定主义的黄金时代。     

现代法治语境下罪刑均衡原则的价值蕴含

罪刑均衡原则作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理论中对其研究局限于刑罚论的范畴。立法上对于量刑的规定似乎已经完成了罪刑均衡的要求,使得该原则成为“空置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本质是追求罪行、罪过、刑罚三者均衡的价值目标,其既追求立法上的合理性,同时应兼顾司法上的适当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深度挖掘罪刑均衡原则的价值内涵,即人道主义价值、平等价值、人权保障价值。     

探微中国古代刑法之罪刑法定

中国古代刑法中确有罪刑法定思想的萌牙,但古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尚未形成法律原则。以成文法为载体的古代罪刑法定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和礼刑并用体制的冲击下,未能取得显著的成就,而是被西方的罪刑法定思想所取代,后者成为我国现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最主要根源。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由此,结合刑法相关理论和实践中相关内容认为共同过失犯罪应当成立共同犯罪,并就其认定、类型和处罚加以探讨。明确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有助于更好的体现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对二战战犯审判的法律困惑之解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即对战争罪犯和战争犯罪集团的审判。在当时的国际法背景下,两大审判面临着诸多法律困惑。本文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对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的几个法律困惑进行解读,以法理根据排除对两大审判的种种质疑并促进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领域的引入和发展。相信罪刑法定原则对国际刑法的发展以及在国际法下追究个人所犯战争罪行的刑事责任、保障人权,会产生深远意义。     

罪刑法定语境下适用酌定情节的理论根据论析

酌定情节是具体内容和功能都缺乏刑法明确规定的量刑情节,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在形式上似乎不相符.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实行成文法主义,而成文法有其固有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弊端,因此,在刑罚裁量时适用酌定情节能够有效地弥补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有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保护宗旨.     

实质解释论影响下审查逮捕的正当性反思——以两类典型案件为例

作为迥异的刑法解释基本立场,形式解释论者秉承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承认立法缺陷,提倡司法克制,主张利用实质解释的出罪功能,保障人权;实质解释论者注重法益保护,强调要灵活解释法律,不因刑法本身的局限性影响刑法的适用,力图追求实质正义。在审查逮捕环节,应坚持形式解释论,摒弃实质解释论,正确理解并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实现审查逮捕价值与功能的复归,保障"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实现。     

论刑法明确性原则的价值蕴涵和现代意义

刑法明确性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刑法领域里反对专制社会罪刑擅断主义所取得的一项划时代的进步成果,目前已被世界各国的刑事法典普遍加以确认。作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深层次体现,它符合建立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有助于保障人权、健全法治,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在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对该原则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界定和归整,对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选择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略论刑法司法解释基本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刑法立法和司法的桥梁与纽带.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如果解释不当则势必破坏刑法的价值,不利于保障人权.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出发,阐述了我国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坚持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和明确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原则,确保我国刑法的正确统一实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维度思考

现阶段,刑法学界诸多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多主张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领域。其实将这种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及运用价值,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仍具有理论魅力。     

论刑法的私法化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为传统意义公法的刑法,逐渐出现私法化的倾向。刑法私法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作为新兴事物,刑事和解既有其积极价值,也有其消极价值。为了有效防止刑法被进一步软化,增强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从立法、司法等方面予以规定,以协调刑法司法化与刑罚的目的间的关系,解决其与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的冲突,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立法扩张和司法应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为评析对象

在刑法中增设、变更或者删除一个罪刑规范,通常需要满足法理的正当性、技术的精准性和时机的适宜性。将各种行为类型纳入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调整范围,不违反刑法平等原则和刑法谦抑原则,具有充分的法理根据,而且专门规制法庭言语暴力并不违反立法不重复原则,细化兜底条款遵循了刑法明确性原则,基本满足立法的技术要求。但是,这样做带有"应急性立法"和"功绩性立法"的明显印记,欠缺立法时机的适宜性。在司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扰乱法庭秩序罪的适用,将其负效应降到最低,即严格解释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构成要件和要素,严格规范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诉讼程序,严格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     

试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方法——兼论与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区别

刑法的公法地位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刑事案件的裁判有着与民事案件不同的原则和方法。罪刑法定作为刑事法律的帝王原则,使得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自制和谦抑的特性。自由裁量是法官面对法律条文的抽象普遍性与个别案例的具体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所作的策略选择,体现了司法权的扩充和张扬。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方法,应当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求得兼容与平衡。     

儒家法律文化与现代刑事法律思想

现代刑事法律思想与制度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刑事判例制度、教育刑论和刑法谦抑性说,与我国儒家文化中的法律思想有诸多暗合之处。这主要体现为孔子、荀子的刑罚适中思想与现代罪刑均衡原则的不谋而合,朱熹的“德礼政刑”思想与现代法律教育刑论的相通性,孔子“不为刑辟”思想与现代刑事判例制度的一致性,朱熹罪疑惟轻思想与现代刑法谦抑性说的内在关联,等等。     

"对单位判处罚金"研究

“对单位判处罚金”作为刑法中对单位处罚的规定,存在两点不足之处。一是由于该规范要素文字表述过于简约,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性不强;二是含有“对单位判处罚金”的复杂描述性规范中,对“情节严重的”、甚至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等类似的加重情节中,是否适用“对单位判处罚金”规定不明。只有从刑法谦抑原则、双罚制原则及罪刑均衡原则出发,才能正确理解并适用“对单位判处罚金”。     

行政犯概念初探——以我国法律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范围日益扩大,刑事法律规范将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其中予以刑罚惩罚,是为行政犯罪。本文通过对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观点的介绍,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一般规定和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定义行政犯进行了初步探析,揭示了行政犯的二重属性,行政犯的成立与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关系。     

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探析——以“骗逃天价过路费案”为切入点

目前,刑法学界对＂骗逃天价过路费案＂的定性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二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以不作为形式实现了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诈骗罪,应属于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但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定罪处刑,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为了消除疑虑,我国刑法立法亟需关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