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入宪的正当性分析

2008年以来,罢工现象凸显。这就使得立足现实,系统的探讨罢工权是否应该入宪成为一个紧迫的话题。我国宪法对罢工权并无明确规定,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不管是从法的角度还是看现实中的处理,罢工权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正当性的根据。但是,罢工权成为宪法基本权利仍有其特殊意义。在我国罢工权入宪不存在理论上和现实的阻碍和冲突,罢工权入宪不仅正当而且可行。因此,为更好的应对可能越来越多的罢工现象,应当将罢工权写入宪法,以便立法更好的调整其中涉及的各种关系。     

罢工权的权利演进及其与劳资政三方利益的博弈分析

罢工现象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工权利意识的增强,由罢工而产生的劳资冲突更是激烈。罢工权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无序走向有序、从禁止走向合法的历程。这个过程彰显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着重表现出来的不同权利属性,也承载着历史对其不同的评判——从立法禁止到被人权法确认。虽然国际法上把罢工权确立为一项人权,但其在各国的发展程度不一。罢工权入宪是罢工权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罢工权与资方与政府为各自的利益博弈的共赢结果。     

罢工权的权利演进及其与劳资政三方利益的博弈分析简

罢工现象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工权利意识的增强,由罢工而产生的劳资冲突更是激烈.罢工权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无序走向有序、从禁止走向合法的历程.这个过程彰显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着重表现出来的不同权利属性,也承载着历史对其不同的评判——从立法禁止到被人权法确认.虽然国际法上把罢工权确立为一项人权,但其在各国的发展程度不一.罢工权入宪是罢工权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罢工权与资方与政府为各自的利益博弈的共赢结果.     

论作为经济基本权的罢工自由及其实现——"东航"事件的宪法之维

东航事件其本质是劳动者行使罢工权利的表现,罢工自由之所以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基于对宪法上财产自由或契约自由的一种制约。在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中,罢工自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所确立,借助宪法第33条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条款成为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公民行使罢工权利的过程中,国家负有消极的不干预义务和协调劳资关系的积极义务,而公民本身也受到行使主体、行使方式等界限制约。现有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发挥作用,反而加剧罢工行为的发生,而罢工权利真正使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则必须依赖于劳工结社权的充分实现。     

劳动者罢工权的立法确认初探

我国《宪法》和《劳动法》都没有罢工权的规定,但在我国劳动领域存在着事实上的罢工现象。应通过修改《劳动法》、《工会法》并制定专门的《罢工法》的办法,将罢工现象纳入立法的调整范围内,明确赋予劳动者罢工权,以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权利,促进劳动关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罢工权在宪法中的隐性存在

东航返航、重庆出租罢运再一次把罢工权推到了风头浪尖上,将罢工权纳入宪法的呼声再一次响起。罢工权作为第二代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史上的起起落落和政治考虑密切相关,在政治经济环境大改变的今天是否必须将罢工权写入宪法,颇有争议。从"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对宪法条文解读"两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罢工权在宪法中已经隐性存在,无须再予以规定。     

罢工权的属性、功能及其多维度分析模型

在我国已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当通过国内法的制定和实施,保护劳动者罢工自由(罢工权)这种自我防护、自力救济、以压力手段调整劳动关系的权利。从权利产生的机理和其属性、功能等方面分析,可以把罢工等集体争议或产业行动权纳入“人权———法律权利”、“人权———宪法权利———劳动法上的权利”、“第一性权利(目的性权利)———第二性权利(工具性、救济性权利)”,“私法权利———公法权利———混合性权利(社会法权利)”、“政治权利———法律权利”等分析模型,深入、系统地研究;应实现有关意识形态和“治道(governance)”的转换,对罢工等集体行动不再(主要)作为政治现象而作为(转化为)法律现象、法律事件、法律过程和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加以处理。     

浅析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

生命权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不受非法剥夺的权利。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第一位人权,生命权应该由宪法予以确认和保护。生命权本身的重要性、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宪法的至上性以及我国生命权保护的严峻现实都要求生命权应当入宪。     

和平权入宪刍议

和平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的一项普遍性权利，得到了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的确认。和平权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和平主义思想与现代人权理念的结合是和平权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国际社会进行的长期反战努力是和平权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平权从一项抽象的应然权利最终转化为现实权利，必然要通过法定化、宪法化的方式。以和平权入宪为契机，缔造一部中国特色的“和平宪法”，这将是我国最好的和平发展实践，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和平宣言，它必将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宪政和人权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环境权的权利构造与立法实现——对德国“一般人格权”理论之借鉴

环境权理论借重民法等部门法的理论优势以及谋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应当成为环境权研究的新思路。德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权利构造与历史演进对环境权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一般人格权在德国被视为一种“框架权利”，区别于具体人格权。实证研究说明推动一般人格权的历史演进具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分别是民法的功能缺路、宪法的宽泛保障、判例的偶然契机、理论与实务并举。联系环境权，不难发现，环境权与一般人格权具有属性之共通。有鉴于此，环境权的权利构造应当包括一般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此种权利构造能发挥解释、创造、补充和协调的功能。从环境权立法实现上看。应当划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入宪和作为一般环境权入宪两个不同阶段，并通过把握司法审查环境权案件的机遇和增强司法判例的参照作用以实现环境权的具体化。     

试论我国宪法之法律保留原则的完善

法律保留制度,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所奉行的一种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律对法律保留制度的继受比较片面。我国宪法应当明确基本权利本质（核心）不受侵害的理念,对法律保留的范围、程序、目的等作细化规定,从而确保基本权利的存在,防止法律保留原则的滥用将基本权利虚化。     

民事诉权管窥

文章通过对诉权的性质及其内涵的探析,论证了诉权与诉讼权利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诉权入宪等建议。     

论中国私有财产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中国私人财产所有权形成与发展的路径,经历了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导向,逐步走向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制度化道路。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中国私有财产权的阀门,对私有财产权及相关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私有财产权入宪,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更将其制度化。     

论紧急状态下的公正审判权保障——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

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直接目的是国家安全,但是其最终目的应是人权保障.虽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并没有将第14条规定确立为不可克减的条款,但是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公正审判权并非可以随意克减的人权.中国虽然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规定,但是缺乏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具体规定.当前中国应制定紧急状态法,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标准.     

中国公民权利体系的构建

公民权利体系由基本权利体系与民事权利体系共同构成,通过对两者的进一步分类明确了权利体系的构成,并对权利保障等其它有待完善之处提出建议。     

浅论我国宪法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条款的修改

1996年以来,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司法改革的推进以及国际条约的不断引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得到了更多的强化。文章认为,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作出规定是各国宪法人权保障条款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宪法也应及时补充和修正,增加相应条款,以维护宪法尊严,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和完整,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基本权利在中国宪法中的嬗变

我国不同时期的宪法文本都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是在条文数量与内容上各不相同。中国宪法所规定基本权利深受政治、经济和权利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基本权利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宪法对基本人权原则的确认,进一步完善基本权利内容,必将对更好地落实基本人权原则、促进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     

论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法律保留原则的完善

为了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就必须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但限制权利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或保护权利,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其宪法中建立了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要求。但我国宪法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还存在着问题,使得我国现行宪法对一些基本权利的限制已超出了度的边界,使公民理应享有的许多基本权利形同虚设。有鉴于此,应从宪法权利限制的内容、模式和条文等方面来完善我国法律保留原则。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在政治制度、强制措施等七个方面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个人人权包括生命权,平等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我国的人权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新《刑事诉讼法》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标志着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得到贯彻和落实;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达成共识;我国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实质发展阶段。     

浅论我国宪法公民社会权利条款的完善

我国现行宪法的公民社会权利条款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应该及时修改。把市场条件下必备，各国宪法常常加以规定，我国部门法中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写进宪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宪法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