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转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正义观

政治的正义性决定了法和国家的合法性。西方古典政治正义观是形而上的以"君主"为视角的抽象正义观,追求臣民服从国家制度、实现君主统治的目标。近代启蒙思想家基于理性主义的原则,以抽象的人和抽象人性为视角,借助设想的自然状态和主观假设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以资产阶级"人民"为视角、资产阶级人民主权为内容、实现资产阶级正义的政治正义观。马克思在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正义观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和社会关系出发,创立了以无产阶级"人民"为视角、无产阶级人民主权为内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实践转向"的政治正义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转向"的政治正义观实现了从"人是制度的规定"向"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规定"的转向,在实践层面解决了国家和法的合法问题。     

自然法视角下的法治思想渊源及其双重挑战

尽管自然法作为西方法治思想的基石体现在古代自然法向近代自然法的嬗变中,尤其展现在启蒙时代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的自然法观念中,然而近代兴起的法治国思想却拒斥法治的自然法渊源,试图祛除法律的价值内涵而强调其工具属性,由此形成了对法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排斥法律的正义原则使法治空有法律的形式,另一方面倡导立法者统治的后果为专制政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我国的法治建设应避免法治国的理念陷阱,在注重法律的程序性价值之外,更要强调法律的正义性价值。     

政治理性、国家构建与个人自由——试论奥克肖特对罗尔斯自由观的批判

奥克肖特与罗尔斯都是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其自由观的分歧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奥克肖特对罗尔斯自由观的批判论证了政治理性、国家构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也表明了奥克肖特本人对自由主义的观点。奥克肖特阐释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易使国家构建产生工具主义倾向,意识到政治权威蕴含对政治理性的丰富思考,论证了理性主义构建的平等将最终侵犯个人自由。这为思考转型期的中国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自然、自然法与契约论思维

古希腊思想家立足于整体和谐的自然主义哲学关照下的合法性思考是不完整的,它散落在思想家对于优良城邦的分析之中。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斯多葛主义转换了城邦时期思想家的论证基础,他们把政治合法性论证奠基于自然法———一种超越人的选择和人的制度的更高一级的正义的基础上,而不再从自然的意义上提供阐释。近代的合法性理论是突破中世纪神授王权论中产生的,是一种建立在个人同意的基础上的合法性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权利理论。     

洛克自然法的经验主义实在论阐释

洛克对其自然法缺乏系统的论证,而且前后表述不一致,但并不能以此否认洛克自然法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洛克认为自然法具有知识的和自身的双重内涵,他将理性与信仰进行划界,运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方法对其自然法知识进行认识论建构。在实在论的视域下,阐明其自然法的来源、背景和有效性。     

民法的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的扬弃,使人类朝着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具体表现为从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从一体保护到弱者保护、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以及对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和过错责任民法三大原则的修正与限制,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幼有所恃、老有所养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仁爱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社会。民法的人文精神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因此民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工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弘扬民法人文精神。     

“利维坦”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构建

现代国家以个人权利、授权、社会契约等观念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无疑,它的整个论证逻辑深受自然法理论的影响,即自然法理论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基础。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同样也是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同时,博比奥的分析也说明了霍布斯是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因此,自然法理论将霍布斯的“利维坦”与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联系在了一起,即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观念和论证逻辑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的基础或原型。     

论近代自然法理论中的自由思想

自由思想的孕育和确立归功于近代西方自然法理论的发展,近代自然法理论捍卫的是人的自由、平等等最基本的权利,呼吁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并且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恒久而深远的影响。研究近代自然法理论中的自由思想,可以让我们追溯和反思其理论中的合理内核,以便古为今用,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以及政治事业的发展。     

自然法观念及其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的意义

自然法是西方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最具持久性的概念和范畴.也是最富生命力的观念体系,对西方法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法观念中蕴涵的价值观念,如正义、理性主义、客观权利、法治主义等,为西方确立法律至上的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价值观念对我国当代的法治建设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自然法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的探讨,揭示自然法观念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思想浅析

社会契约论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他以人性论为基础,从自然状态出发,通过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论述,系统阐述了社会契约论思想,进而建构了他的国家生成理论.在研究中必须坚持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从而促进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