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中学思想道德教育及启示

日本是一个极其重视教育的国家，其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举世闻名，以忠诚意识为核心的日本大和民族精神主要是通过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来延续的。近些年来，日本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加强道德教育，要求把加强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日本在规划的《２１世纪的教育目标》中明确指出“只有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才能保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二战以后，日本文部省为尽快消除战争留给人民的精神创伤，提高中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本文拟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对战后日本中学思想道德教…     

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结构改革

日美贸易摩擦是否推动了日本国内的结构改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日美经济摩擦从产品摩擦过渡到体制机制摩擦之后,二者出现了一定的同步性。如,1985年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与日本的扩大内需政策,1989年日美结构协议与结构调整,1993年开始的系列经济对话机制与日本规制缓和等。文章分析的结论:是日本并不是屈服美国压力,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改革建议,而是利用了美国压力推动了必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对于并不亟需或不必要的改革,日本采取了迂回或敷衍方式,实现了"息战"。     

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新动向

受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亚太经济与政治重要性日益高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2017年重点表现在两大维度上,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和对美经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成为制约并影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展开的主要因素,但美国退出TPP也为日本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此外,尽管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不满,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依然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与美经济政策协调、能源领域战略性合作等。未来,日本对美经济合作存在"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大隐忧,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与延伸。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目前,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牵制。从同盟机制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在于:同盟这种特殊的机制需要构建的过程,在构建过程中同盟国之间存在博弈;美国从道义层面、现实利益层面出发,担心自己被同盟机制的另一参与方牵连;同时,美日同盟机制建立在美日由冲突转变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之上,美国不可能永远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独善其身,希望通过同盟这一机制予以化解。     

美日移交琉球行政权谈判中关于核问题的交涉始末

2009年12月22日,日本《读卖新闻》曝光了日美琉球"核问题",这在日本政界和日美关系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认为,美日在琉球核问题上的立场与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紧密相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者实现的时间和条件。而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又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对日战略,以及日本自身的变化。在美国统治琉球的27年中,美国对琉球的政策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其基本的宗旨一直是维护、巩固和发展美日同盟,将日本培养成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远东形势,特别是日本本身的变化,是美国对琉球政策包括对琉球核武器问题的立场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战后美国对日长期驻军政策的确定

在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政策逆转之后,为把日本纳入西方冷战阵营,保障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战略利益,美国军方逐步形成了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的政策。但军方的主张遭到了力主对日尽早媾和的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因此,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和对日尽早媾和的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构成了冷战初期美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决策初步确定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冷战初期美国不同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对美日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定位,而且还表明亚洲冷战形成时期的美国对日政策是基于一种军事优先于政治的原则。同时,它还表明,战后美对日本本土长期驻军政策与美国对日尽早媾和,以及美日结盟问题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日本外交发生变化:志在“回归亚洲”

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战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提出“脱亚入美”的口号,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以“入欧美”为荣。在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下,日本无外交可言,一切由美国来包办。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虽获得“独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但由于受日美安全条约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外交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由过去的追随美国,向美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主张“自主独立”。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更加重视亚洲价值,全力“构筑亚洲新秩序”。     

中国青少年对日意识调查报告——中国青少年能够理性看待日本

为了解中国青少年如何认识和看待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少年对日意识调查”课题组将中国青少年的对日认知程度作为调研对象，于2008年9月下旬至12月上旬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问卷调查。通过此次对日意识调查可以看出，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其主流意识是正确的，地域环境、教育背景、互联网和日本文化对中国青少年的对日认知有一定影响。同时，调查结果也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在不忘历史、正视历史的前提下，能够理性、客观、全面地看待和认识日本。     

新的全球经济衰退是否正在孕育之中?

当今对全球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是三大经济体──美、日、欧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的情况下 ,三大经济体经济的浮沉起落 ,本来就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的经济走向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走势 ,与欧盟相比 ,对中国的影响更为重大。这主要是由于中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以及美日经济之间的联系性所决定的。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美国、日本在资本输入和经贸合作的领域都相当广泛。因此 ,在 2 0 0 0年第 4季开始的美、日两国的经济增长所出现的明显回落 ,尤其是 9月 11日美国世贸…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关于日美汽车贸易摩擦问题始末

关于日美汽车贸易摩擦源于80年代。康价优质的日本汽车洪水般地涌入美国市场,引起了美国汽车制造商的一片恐慌。长期以来,美对日的贸易逆差日积月累,1994年已达656亿美元,而汽车及零配件在贸易逆差中占60％的比例。在美的公路上,平均每4辆汽车就有1辆是日本产的,而在日本公路上,平均50辆中最多只有1辆是美国车。日本汽车工业只所以能对美形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力,是与日本政府采取的保护和扶植双管齐下的政策分不开的。     

"东亚合作论坛2007: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研讨会综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东亚地区局势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东亚区域外的美国,对东亚的战略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与东亚的关系也将在一定程度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东亚合作论坛围绕“变化中的东亚和美国”这一主题于2007年11月10至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蒙古等国近9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就“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日本的亚洲外交与日美关系”、“朝鲜半岛形势新变化与韩(朝)美关系”和“东亚区域一体化与美国”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经贸战略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恢复,日本对美出口开始快速增加,1965年,日本首次出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后整个对外贸易也出现顺差,并且连年累积,其数额越来越大。与日本相对应的美国贸易收支却在1971年出现逆差,这是此前8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从此连年持续赤字。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对日贸易逆差,美国对日本的逆差1965年为4.4亿美元,到1969年增加到15.6亿美元,1972年迅速增加到49亿美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贸易逆差迅速增加,1987年已高达598亿美元;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美日逆差基本上是在500亿美元上下波动,到1998年达到创记录的63…     

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１９９７年９月，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７日日本众议院辩论通过新指针相关三法案，５月２４日日本参议院也通过了三法案，至此，日美构建的亚洲新的安全体制的法律框架基本敲定。从美方来看，基本实现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战略构想，是美国二战以后在亚洲战略目的的延续，既要利用日本作为称霸亚太的基石，又要牵制日本，从日方来看，是日本创建新的政治体制、国防体制、外交体制、法律体制的重要契机，是日…     

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

冷战后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不断加强。这是与日美同盟的强化过程同步进行的 ,日美同盟成为日本政府拓展军事力量发展空间的主要外部借助因素。日美同盟不仅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军备扩张水平 ,且促使日本的海外派兵日趋“正常化”,但日本自主防卫力量的发展也给未来的日美同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

日本近代的“公德”“训言”,是对近代日本国民遵守“公德”规则、规范的行为指导,并且以简单易记、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达方式体现。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近代日本政府重视“公德”提升的产物,是落实统治者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手段之一。日本近代“公德”“训言”,其主要内容包括“消极公德”的“训言”和“积极公德”的“训言”。“公德”之“训言”以“训言”的方式告诫国民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日本近代“公德”“训言”,是与道德的其他“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道德诸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是道德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近代“公德”“训言”以及道德的其他“训言”,对于促进日本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公德”水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于日美经济摩擦问题

提起日美的经济摩擦,一般要追溯到日美围绕纤维制品的对美出口问题进行的日美谈判。1961年9月,争执最终结果达成妥协。1972年4月,决定把日本对美的钢铁出口限制延长3年。1977年3月,日本自主限制对美的彩电出口。1978年3月,开始限制机床出口的最低价格。又于1981年5月,开始限制汽车的出口。 1985年美国的对日贸易赤字达462亿美元。根据关贸总协定的报告,1984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出品国,超过于西德。 1月,市场各领域的协议开始,以电力通讯、医药品、医疗器械、电子产品、林业产品(第二年5月又追加了运输机械)为讨论对象。6月,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SIA)认为日本半导体侵入威胁其国内产业,根据通商法301条提起诉讼,于是,美国通商代表部(USTR)就开始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