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影响及其治理

横空出世的ChatGPT开启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标志着人工智能具有广泛的学习能力并在大多数领域达到或超过普通人类的水平,其社会影响将巨大而深远。ChatGPT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最新应用成果,面对这一新传播范式,对其风险认知、治理策略研究刻不容缓。类ChatGPT应用嵌入公共治理领域将展现出巨大潜力,同样需要未雨绸缪,预判其可能带来的失灵、失信、失德、失向等风险,使其成为一个可用、可信、可靠和可亲的“推动者”。有乐观者认为,ChatGPT等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的优势将为法治政府建设所用,带来人力所不及之利好;显见的是,作为“聊天机器人”出身,在代表政府与公众互动方面,类ChatGPT应用必将减少大量行政负担。欲知全豹必窥多“斑”,有人提出,可从认知、技术、数据和服务四个方面对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嵌入政府治理进行研究探讨;也有从“工具、语伴、智慧体”抽象隐喻视角辨析围绕ChatGPT类智能应用的治理;更有对后ChatGPT时代政策智能发展前景的展望。     

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刑法作为对法益的事后保护和风险的事前控制规法,能更好地发挥刑法规范的指引功能,丰富刑法益的内涵。因此,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是现代刑事政策改革的运动方向之一。但如果对风险刑法的存在基础"风险"界定不明,则可能偏离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我国应当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功能张力、发展趋势及监管策略——以ChatGPT为分析起点

人类一边担心人工智能的风险,一边快速推动智能革命的发生。人工智能内容生产是融合人类和“类人”智能的新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内容生产技术内含不可化约的功能张力。一方面,ChatGPT等智能生产平台兼具对话功能和内容生产功能,拥有提升数字生产力、增强决策能力,加速社会组织化、扩大社会动员能力等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内容生产者可能导致多领域劳动者价格为零,还会带来对话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和“存在”风险,这些是其“反社会”功能。人工智能内容生产是人类和“类人”的合作生产,随着新内容生产主体的涌现,人工智能文明的出现便有了新迹象。科学、有效监管人工智能内容生产是高难度、复杂性行动,政府、平台、用户和社会等多元主体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协同监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透明和社会责任落实。正确的人工智能功能观、发展观,决定了人工智能内容生产能走多远。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变革影响及其风险规制

ChatGPT的横空出世激起了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的热潮,其实质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技术层面来看,以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可以预见,越来越强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必将拓展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场景,变革现有的人机关系,并对其社会化应用产生深远影响。在数字化技能日臻成熟并日益渗透人类生活的趋势下,如何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带来的重塑性变革成为目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ChatGPT,你怎么看?”——与ChatGPT探讨AIGC对人类职业的影响

<正>ChatGPT的横空出世,引起了人类对职业,尤其是内容生产类的职业恐慌。但是,即使自动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却也不一定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依然需要人类对机器工作进行介入和监督。至于将来的强人工智能是否会完整地替代人类的部分职业,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有很大可能,不过强人工智能也会给人类带来新的职业前景。     

在宪政的视野中研究刑法——一种研究刑法的新视角

刑法与宪政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在宪政视野中研究刑法为刑法基本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既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也有利于增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必然要求。在宪政的视野中研究我国刑法,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罪刑法定原则对宪政的功能、刑法合宪性的判断、宪法权利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宪法权利的出罪机能、宪政原理对刑事法改革的启发、刑法中宪政的实现条件,等等。     

“假球”行为分析及刑法规制

对假球行为的刑法规制应根据其具体类型和实施主体身份的不同来确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种犯罪。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假球行为本身进行刑事处罚的刑法依据不足,而且目前设立新罪名的时机尚不成熟。可行的方法是只对引起虚假比赛的原因行为予以刑事处罚,只要这些原因消除了,虚假足球比赛一定会大大减少。     

经济犯罪减罪规则研究

加强经济犯罪的增减罪规则研究有利于刑事法制工作的顺利展开,经济犯罪减罪规则有其理论根据,主要包括:刑法发展与演进的一般规律所决定;新时期国际刑事政策的思想所要求;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所规制。其次是对经济犯罪减罪规则的立法检视规则的探讨,具体包括:是否丧失存在治罪的基础条件;是否阻碍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是否违背"无先而后"的逻辑关系。最后评析的是经济犯罪减罪规则的司法检视规则,主要包括:目标效益化规则;利益均衡化规则;"疑惑从无"规则。     

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提倡——与刑法谦抑性比较的抉择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公民个人人权和全体公民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的紧急避险。刑法不得已原则倡扬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彰显对民意的遵从,并将常识、常理、常情一以贯之,较刑法谦抑性而言,具有主权在民,宽严有度,标准明确的优势。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指引刑事立法。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考量刑事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契合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确保了刑法适用的紧迫必要,充分凸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积极践行能够裨益于刑事法治进程。     

“假球”行为分析及刑法规制

对"假球"行为的刑法规制应根据其具体类型和实施主体身份的不同来确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种犯罪。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假球"行为本身进行刑事处罚的刑法依据不足,而且目前设立新罪名的时机尚不成熟。可行的方法是只对引起虚假比赛的原因行为予以刑事处罚,只要这些原因消除了,虚假足球比赛一定会大大减少。     

刑事违法性探析——从中英刑事违法性的比较谈起

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之一.与英国刑法比较,中国刑事违法性在刑事立法上存在附条件刑事违法性问题、不完整刑事违法性问题、不存在刑事违法性问题.中国应重新研究刑事违法性,不断完善刑法制度,以避免与签署的国际公约或其他多边协议发生冲突,更好地履行相关义务.     

论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其价值是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的双重目的.刑罚轻缓化的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论犯罪成本的刑法评价——以法益分析为视角的体系性研究

犯罪成本属于犯罪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通常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政策语境下被使用,其自身的刑法评价问题很少提及。但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引发争议,有必要加以梳理和澄清。犯罪成本是否需要刑法评价,这属于超规范判断,判断标准是刑法的目的。犯罪成本如何进行刑法评价,这属于规范分析,分析方法是刑法的解释。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可分为积极成本和消极成本。通过双层递进式探讨,三种消极的直接成本需要刑法评价,应将其作为他罪的危害结果予以另行评价。     

ChatGPT，颠覆刚刚开始？

<正>大洋彼岸的振翅,掀起了全球的AI巨浪。ChatGPT的付费使用人数剧增,验证了其巨大商业价值和科研价值。它的出圈,可能意味着一个人工智能大规模商业化时代的到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需要招聘公关人才,有没有推荐?”“今年房价预判怎样,能买房吗?”……“问ChatGPT吧！”如今,人们发现,无论什么人问什么样的问题,几乎都可以从ChatGPT找到答案。这一串英文字母,仿佛在一瞬间就火爆了全世界。     

2018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嘉年华。40年来,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坚持对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弘扬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于传统犯罪,2018年度刑事犯罪在某些领域呈高发态势,具有常见性、复杂性、疑难性等特点,涉众型、风险型犯罪活动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8年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八个板块重点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领域的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缺席审判与反腐败制度、监察法与刑法刑诉衔接、恐怖主义犯罪、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等。     

刑事和解理论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冲突及平衡

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以恢复正义为核心，包括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两者的兼顾与平衡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价值基础。刑事和解理论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着价值冲突，平衡两者的冲突，有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程序性机制,在尊重受害人,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了其优势,同时,对于刑罚目的和刑法价值的实现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刑法的价值在于秩序和安全,刑法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立法、诉讼机制以及司法水平和社会环境,在现实条件下,刑法价值只能相对地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讼”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生长。     

人工智能背景下刑事错案悖论及消解

我国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建设已初具规模,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定性更为准确、查证更具针对性、程序更为高效、办案质量标准化,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也会产生削弱司法自主权、将被控告人降为诉讼客体、使证据审查出现不当倾向以及导致隐性歧视等负面风险,累积着发生刑事错案的潜在风险,与避免刑事错案的设计初衷形成"刑事错案悖论"。从悖论成因看,人工智能建设存在对人工智能地位定位不准、源头数据存在瑕疵、算法模型封闭难懂、保障机制建设缓慢、交叉领域人才紧缺等问题。要消解该悖论,应尝试从人工智能定位、数据、算法、学习技术、保障机制等角度建构刑事错案风险防范机制。     

2019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日子。70年来,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恪守重视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亦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出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弘扬了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以往,2019年度刑事犯罪在涉众型、风险型、科技型等领域较为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9年度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将以下七个板块作为研究重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刑事法治和刑法理论的变迁与反思、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与完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时代刑法挑战的前瞻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腐败犯罪治理防范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体适用问题及民刑交叉、行刑衔接等问题。     

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立法大致可以分为单行刑法、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八)》三个阶段.从整体上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从严趋势,但仍有保护不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模式、法定刑设置和犯罪种类规定上.未来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前景应是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大和提前,这主要是基于食品行业风险、经济刑法全球化以及刑事政策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