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宪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规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国家机构的外交职权、公民涉外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研究外交的宪法原则对于我国依法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     

塑造新中国形象——试论周恩来的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周恩来外交遗产中的宝贵财富.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多样化的文化载体,开展卓有成效的文化外交,为塑造新中国形象、改善国际舆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认为周恩来的文化外交为今天中国文化外交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文化外交的有效开展,在个体层面上要求外交官既要具有高度民族文化自觉,又能够对外国文化抱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在国家层面上则要求淡化意识形态,要求国内政治和文化环境的配套和支持.     

中国外交三十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本文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进步与转型的一种评估。作者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外交正在形成静悄悄的革命,其演进方向与全球进步的潮流是一致的,即:更加慎重的军事力量的使用;更加看重市场和贸易的因素;更多介入国际组织和法律的制订与实施过程;更加注意外交学习和制度创新;也更加强调外交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的宗旨。同时,作者指出了需要改进和加强的一些地方,如:"和谐世界"理念的落实问题;对外部批评的某些态度问题;应对复杂的主权纠纷时的不足问题;外交服务对象多重性的平衡问题;相对美国而言外交应对机制的单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与涉外安全需求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现象;以及外交公信力研讨上的不足;等等。作者在看好中国外交转型的前景的同时,指出了这种转型的任重道远。     

中国外交转型与制度创新

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在经历复兴,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随着外交议题向其他领域扩散,外交制度呈现"分散化"和"集中化"两个显著的趋势。通过关注和追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可以发现,发言人回答记者问题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交议题扩散的方向、规律和特点,也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国家层面上协调需求的增加和外交部职能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制度的特色和优势,在应对外交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时应加强政治领导、统一思想,完善组织领导、突出协调,强调顶层设计、狠抓落实,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外交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中国外交的大局意识

大局意识是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的前提条件。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在外交工作中,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切实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努力发展与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稳定;妥善处理敏感涉外事件,避免引发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与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跨国犯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中国公共外交项目运作分析——以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为例

北京奥运火炬的全球传递活动，不仅仅是传递奥运理念、奥运精神的过程，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可以说，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新项目。火炬传递风波，既显示了此次公共外交的新特点、新突破，又折射出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伴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共外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理解中国经济外交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日益深度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外交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同时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本文首先对经济外交的定义和类别进行了讨论,阐述了中国实施经济外交的国内制度结构及其最新演进。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中国经济外交发展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经济外交大体上经历了接触性经济外交、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和领导性经济外交四个阶段。最后,本文对中国新一届政府的经济外交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经济结构正面临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外交也迎来巨大的机遇,其积极有为正当其时。     

战略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规划

从国际格局转型期入手,文章剖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分析了中国转型期外交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指出了中国外交战略规划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转型期外交战略规划的基本构想、关键环节和侧重点,提出了战略规划的设计方案。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在统筹兼顾的大思路下,规避自身可能的风险,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协调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实施新的规划。     

浅议软实力与中国公共外交

新时期,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离不开软实力的提升, 公共外交作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其价值逐步为世界所认同,是增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公共外交近年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它的作用将日渐重要.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发展、挑战与对策

人文外交是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旨在推动中国人民与中东欧国家人民的心灵沟通与良性互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启动较早,通过文化交流、人员交流和思想交流,人文外交正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方向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挑战。中东欧国家对华负面认知和疑虑、中东欧各国国情的差异、信息媒介传播变革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问题,是当前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需要把人文外交作为中国构建、强化自身特色鲜明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选择,提升人文交流的水平。今后,对中东欧国家人文外交将在中国对欧外交总体布局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外交历经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变化,目前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外交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全球化受挫增大经济外交需求、多极化演进扩展经济外交空间、区域化发展拓宽经济外交平台、开放度提高凸现经济外交地位、影响力增强提升经济外交能力。而当前中国经济外交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全球经济风险逐渐增大、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爆发、国际金融失衡日趋严重、能源资源瓶颈再度凸显、气候环保压力空前强化。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新阶段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积极调整经济外交战略并采取有效对策,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对于确保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多层面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至关重要。     

国际道义与中国外交

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忽视国际道义的代价更加高昂。外交的道义层面已成为各国外交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应当重新界定国际道义的内涵,使之更具广泛性和普遍性。对国际道义原则的坚持和履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中国的政策感召力和国际公信力逐渐增强,中国的软力量不断积累,形成了中国的一个持久的外交优势。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创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植根中国厚重的"和"文化,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发展。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以新高度升华了中国外交目标;丰富和平发展道路内涵、划出国家利益底线,以新力度明晰了中国外交原则;创新"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具体内涵、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以新深度拓展了中国外交布局。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集中体现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集大成。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综述

近年来,政界和学界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与研究逐渐升温。中国学界从对公共外交的界定、理论范式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对中国拓展公共外交的意义、中国开展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以及提升和拓展中国公共外交的现实路径进行了研究。归纳和总结中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找出学界研究现状的不足,推动对公共外交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外交与对外体育交往

围绕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的国际体育外交发展历程,分析、评价了新中国对外体育交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外交战略的作用和贡献。中国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在国家外交实践中有其特殊地位,对拓展中国全方位、多层次总体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日关系演变与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

中日关系,向来是中国所面对的重要而复杂的双边关系与周边关系之一,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居于重要位置。面对中日关系的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同志从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高度不断进行新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对日外交的新理念、新路径,从而形成了习近平对日外交战略。它既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总体安排,也是指导方针。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性质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更应坚定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