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确保了国内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外交原则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二十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做出了新的判断和阐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大国身份更加明确,大国外交内涵更加丰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未来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必将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确定之中国应对不确定之世界,以确定之政策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大国担当更加积极有为,大国特色更加显著,大国风格更加明确。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有底气的信心,保持健康和理性的大国心态,更好地利用外交落实对外政策,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NMD TMD对亚太地区有何影响

世纪之交，美国加紧研发导弹 防御体系，并和日本联合研 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由此引起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美国、日本与中国之间，以及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亚太主要三角关系的互动。 导弹防御体系包括国家导弹防御体系（ＮＭＤ）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ＴＭＤ），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前沿战区，前者直接把中国当作“防御”对象之一，后者则事实上将中国领土台湾包括在内．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研发导弹防御体系的借口是所谓的“不负责任的国家”或“流氓国家”对美国的威胁。而实际上将北朝鲜、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和中国看作…     

“金钱外交“何时休

马其顿最近与台湾“断交”的事实再一次表明“金钱外交”,此路不通!陈水扁当选一个礼拜之后,其副手吕秀莲在接受新闻界采访时抨击国民党当局推行的“金钱外交”,是“骗纳税人的钱”,表示民进党将摒弃“金钱外交”。民进党当局在“骗纳税人的钱”方面,与国民党当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散财童子”。“外长”田弘茂对台湾当局“金钱外交”的目的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希望透过经济援助取得政治上的目的。这就是交换,友邦在联合国帮助我们提案,我们在经济上提供援助。”这句话道出了台湾当局继续运用“金钱外交”的手段,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     

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外交学院与埃及外交学院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应埃及外交学院的邀请，中国外交学院院长杨福昌大使率领中国外交学院代表团于２００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２日访问了埃及开罗。这次访问是为落实两国外交学院的合作协议，召开第二次中。埃外交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而进行的。两国外交学院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在北京举行。访埃期间，埃及总统政治事务顾问巴兹会见了杨院长，并就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形势进行了友好交谈。埃及外交部负责亚太事务的部长助理会见了杨院长和代表团一行。参加这次会议的埃方人员有埃及开罗大学、美国大学的教授，以及埃及外交学院和埃及外交部的代表。中…     

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

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需要结合国别对外政策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更需要纳入到国际比较外交政策研究之中。针对两者的相互需求,本文以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的官僚政治模式为例,梳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途径,探讨以西方对外关系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及其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时所应注意的问题。不管是建设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结合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售台武器及其政策的确立

卡特政府 1979- 1980年曾考虑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 ,其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同时进行 ,影响了美方在建交谈判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卡特政府的决策过程为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确立了模式 :售台武器是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而被使用的 ;其决策过程是一个官僚政治斗争过程 ,总统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和最终的发言权 ;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但并不参与决策本身。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布局

由于地域、历史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原因,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中国与它们关系的状况也有别。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与广大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可以信赖的基础;与拉美发展中国家关系虽然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重要性日益增加。     

从布什政府对台军售看美台军事关系的变化

在布什政府第一任期 ,美国扩大对台军售 ,提高与台湾军事交往的级别 ,加强了与台湾的军事情报交流与合作和对台军事人员培训 ,甚至直接参加台湾的军事演习 ,明显提升了美台军事关系。但在落实布什上台仅两个月时草率做出的向台湾出售一笔先进武器决定过程中 ,美台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数轮讨价还价 ,至今这笔交易仍然还有很多未知数。这一艰难的执行过程反映了美台军事关系的一些变化 ,呈现出美台关系的一些新特点。其政治含义尤其值得关注     

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在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决策过程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理性行为模式、跨机构政治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对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政策、这三种模式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不同解释,以及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分别解释了部分美国对台军售决策,而非全貌。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并将影响外交决策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才能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