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囊机构的角色功能和手段

五大角色功能: 1.决策者政策理念的主要来源 智囊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探求传播知识理念,目的是使决策者接受研究成果,使理念能够落实在具体的政策制订方面。智囊机构还是意见交换和政策网络的促进场所,多数政治家经过和专家的互动,可以参与分享这些专家在政策问题上的观点,进而有利于自己做出决定。 2.政府公共政策议题的评论者 美国学者希高特和斯通认为,智囊机构在政治生活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试图告知和影响,而非制订政策”。他们最有可能扮演的角色,是对公共议题进行批判的观察者和评论     

小布什时期美国霸权主义产生根源探析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为了构建其主宰下的“世界新秩序”，确保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美国大肆推行霸权主义，特别是“9·11”之后，美国非但没有如沃勒斯坦所称的“山鹰折翅”，加速了衰落进程，反而借反恐之名，推行霸权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的对外政策，给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极大危害。面对这一现象，我们不禁要问，造就美国霸权的根源在哪里？基础是什么？是单一因素的影响，还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多元启发决策理论与美国总统使用武力：一种定量检验

多元启发理论将决策过程假设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决策者基于一个简化的心理认知捷径和非补偿原则排除了那些不能满足关键维度效用的方案；第二阶段则在剩下的方案中以一种理性选择方式选定效用最大的方案。本文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CB3．0）选取了1946年至2006年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数据来检验多元启发理论决策两阶段和非补偿原则的假设。本文的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在决策的第一’阶段，作为关键维度的国内政治得失对总统应对外交政策危机时是否使用武力的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这支持了多元启发理论关于领导人基于-~＊1-偿原则决策的假设；在第二阶段，理性因素如实力差异、对国际影响的威胁以及国内经济条件等对总统使用武力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这些发现支持了多元启发理论的核心假设。     

军事工业利益集团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

美国的利益集团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国内因素之一,它对美国现实政治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重要影响.甚至有人说,"对各种问题的决策是由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共同做出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地通过影响国内政治甚至直接参与国际事务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军事-工业复合体就是众多利益集团中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当中,有一点是从未改变过的,那就是美国政坛背后军火行业令人畏惧的力量".     

美国思想库如何影响政府对华政策

美国的思想库是对美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言和智力支持的研究机构,其主张和建议常常成为美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内外政策,也包括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     

“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要求盟国配合其对华战略,德国对华政策中来自美国的负面因素陡然上升,不得不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调整对华关系。但德国并未完全妥协,而是分领域采取配合、部分配合、不配合的政策,德国对华政策呈现对美一定的独立性和对华两面性的特点。在美、中两大国竞争中寻求自身定位的主要原因来自德国对自身利益和力量的评估,来自德美和德中两组关系的双重特征及其限定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较量。德国虽认可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认可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但也表示世界分裂为中美对抗的两极不符合德国利益,不愿按照美国要求选边站队。建设独立而强大的欧洲,在中美角逐中捍卫欧洲利益,推动形成欧盟统一的对华立场成为德国的战略选择。德国是欧盟具有领导力的国家之一,其对华政策选择不仅对中德双边关系,而且对中欧关系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美国对华政策已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从中长期看,美国因素将持续成为影响德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德外交政策是缓解美国因素压力、保障中德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     

华盛顿新美国基金会 中国的航天计划令美国深感不安

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下一个航天大国。然而,为了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增强民族自豪感,中国共产党给稳定和互惠的中美关系增加了一个难以预料的新因素。已经暂停航天飞机计划的美国正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关注中国的航天计划,发生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上的悲剧仍使美国人心有余悸。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的气候政治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后续动向及其国际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看,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其反气候治理的政策在联邦层面将面临更多阻碍。民主党重获众议院控制权势必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发起反击。同时,美国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变化。此外,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美国国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证实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以上情况的出现可能成为美国政界及民众重新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与进行利益计算的重要因素。     

美国国家利益与霸权政策

宗教意识一直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导致了美国对国家利益认识和判断的扩大化,从而使美国的国家利益超出主权范围,发展为强权利益,这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内在根源.然而物极必反,美国的霸权主义终将失败.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特征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走向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从地位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经历了从一般性程度上升到战略性高度的过程;从内容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是变化性与延续性相结合的产物;从政府首脑来看,其党派属性对气候变化政策影响重大。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积极应对”将会成为美国气候政策的主旋律,但是其国内政策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相互制衡。美国依旧会继续避免作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并且会继续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来,只是形式将会更加间接化和多样化,同时会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力度,并有望打破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造成的僵局。     

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科技战

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等理论中汲取思想元素并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潮,技术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不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存在实质性差别。根据其目标、动机、政策表现与影响,技术民族主义可分为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和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后者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及其发起的对华科技战,标志着进攻性民族主义政策倾向急剧上升,这反映了美国维护全球经济与技术主导地位的霸权思维。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美国国内亦具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在政策实施中,美方在强调中美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价值观差异与国家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将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及相关高科技企业视为安全威胁,通过"安全化"的政策过程与扩大对华科技战国际联盟体系,不断推进对华科技战。美国的这一政策倾向正在并将继续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础,削弱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并与其他影响因素相互叠加,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冷战时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核武器在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不仅在战后初期坚持核保密政策,而且还多次利用核武器对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做出让步,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对苏联的核优势地位,对苏联构成有效的威慑,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核力量的建设,使得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使双方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从而使得美苏决策者都认识到,限制核军备竞赛对双方至关重要,美苏关系也由此进入了相对缓和的时期。及至20世纪70年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内容。     

国际制度与政府决策转型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政府运作方式愈加受到国际制度的影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学者认为,政府转型是大势所趋,政府将从以往管理大众向协调诸多资源、创造公共价值的方向发展,扮演领航者、协调者和沟通者的角色。①目前,不少全球化学派学者都采取“倒转的第二层面”分析方法②,考察全球化、国际制度等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米尔纳(Helen Milner)指出,国际化进程势必重塑国内决策,政治制度反映了决策者应对国际化时的利益、偏好和政策反应。③因此,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不容…     

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除了中俄两国的内在需要外,美国的国际战略及其对俄、对华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的性质、范围、层次、作用和未来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以往来看,美国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目前,美国的对俄、对华政策再次面临调整,受其影响,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势有四种可能.     

两阶游戏理论与1996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战略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以无政府状态为特点的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为国家安全上的需要所支配,而政策决策者可以相对地不受国内压力的影响。 但是,随着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统治地位的削弱和国际事务的变化,以国内变数来说明国家的国际行为模式的理论就日显必要。 过去1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完全改变了外交政策的特点。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在冷战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冲突和纠纷不断的     

美国智库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及其影响

智库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的政策偏好和政策选择,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总体上,美国智库通过推动官方涉港问题倡议、发布涉港问题研究报告、参与召集涉港问题活动、接受媒体涉港问题采访、出席国会涉港问题听证等方式介入香港问题。美国智库在香港问题上的"积极作为",某种意义上间接扮演了压力集团的角色,影响了美国官方的对港政策,干扰了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并对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美国少数智库学者对香港问题的理性、深入分析,也有利于我们从国际层面认识"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美国智库在党派属性、政治立场、议题角度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使其对香港问题的介入也存在差异。中方应利用美国智库这种影响力与认知差异共存的"二元性",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把握美国对港政策的趋势,有效降低其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对美国对台政策之影响

美国对台政策是美国总统选举时各派政治力量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总统选举形势的发展变化也往往对美国对台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1999年的美国对台政策已出现新的调整,200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这种情况将更加明显。     

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对中东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巴林教派矛盾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其实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派矛盾是巴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其次,教派矛盾成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最后,美国和西方是巴林教派矛盾的背后推手。因此,认识中东的教派矛盾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更要重视挖掘教派矛盾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在中国,学界要做到历史、客观地研究,在舆论界宣传层面要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