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内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近日,“公路巨贪”毕玉玺的儿子受审,再一次揭露出当前一种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衙内现象”。所谓“衙内现象”,是指一些当权者特别是部分高官,通过让子女经商办公司,再以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帮助子女大肆捞钱,实现“权力变现”。这是一种比较隐秘的腐败方式,因而许多贪官乐此不疲地加以应用,在近年查处的大案中,“衙内现象”屡屡出现,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民主法治的今天,出现这种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衙内现象”,的确是一种悲哀。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说到底是官员的权力缺乏有力的、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为“衙内现象”创造了…     

直击新“衙内”现象

说起“衙内”,大家都会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水浒传》中天良丧尽、坏事做绝的高衙内。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深恶痛绝的“衙内”现象本已绝迹。因为,新中国的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为个人、为子女谋私的权利。然而,随着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不断有“人民公仆”堕落为腐败者,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也依靠老子搞特殊化,     

中央严查亲缘腐败,三种作案手法曝光

<正>在今年中央第轮巡视整改中,14个地区和单位有7个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如山东存在"领导及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宁夏"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等。江西名纪检干部介绍,类似案件中,官员及亲友作案手法有三类,"官商     

现代衙内弄潮“顶戴经济”

父亲的“顶戴”竟成了子女谋取私利的工具，原本应为老百姓服务的权力被演绎成了一些贪官子女发家致富的“顶戴经济学”。在“顶戴经济学”中，“顶戴”所具备的巨大的“无形资产”使一部分市场倒向了现代衙内们的一边。     

莫把摆阔当时尚

时下,在一些地方的相当一些干部中,奢侈浪费之风颇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公款吃喝为例,讲排场、大吃大喝,到处可见,屡禁不止.老百姓辛勤劳作一年的收入,竟不够"时尚"官员们一顿饭菜花的钱.一边是生计艰难的百姓,一边是整桌美味佳肴吃不完,抹嘴就走的官员.群众指斥这些官员是"阔少爷"作风,"吃坏了党风,败坏了形象".     

亲属洗钱:权力变现的猛料

从近年来落马的官员来看,“家族腐败”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的官员当权,妻儿帮助受贿,形成亲属窝案,最终一家人全部受到法律严惩。然而,与家庭共同受贿相比,当前一些腐败官员往往采取“老子当权子女捞钱”的方式将黑钱洗白。这种通过权力“变现”的敛财方式比用权力直接“兑现”的敛财方式,其犯罪行为更容易掩人耳目,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权力变现”现象面面观现在,贪官大多数不是直接搞一手办事、一手收钱的权钱交易,也不是直接为子女经商提供资金支持,而多数是利用职权授意需要“报恩”的个人或单位,“照顾”子女的公司或者直接…     

官商同体的腐败“标本”

正官与商是古来就有的两种职业,既然是两种,一般不能合而为一,但二者从来就联系紧密。官商勾结,商人参与政治,官员搞经营牟利,古已有之,但从来不被社会舆论赞赏。时至今日,官商关系有法律、纪律、道德约束,不是古代可简单相比的。官商可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合作,但身份绝不能混同,亦官亦商不可以,官商勾结谋私利也是违法的。官员的直系亲属也不许借助官员的权力经商。法纪清楚,但还是有一些官员暗地里经商赚钱,唯利是图。他们和老板们称兄道弟,不分彼此,收礼、受贿成了家常便饭。     

官商同体的腐败“标本”

官与商是古来就有的两种职业,既然是两种,一般不能合而为一,但二者从来就联系紧密。官商勾结,商人参与政治,官员搞经营牟利,古已有之,但从来不被社会舆论赞赏。时至今日,官商关系有法律、纪律、道德约束,不是古代可简单相比的。官商可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合作,但身份绝不能混同,亦官亦商不可以,官商勾结谋私利也是违法的。官员的直系亲属也不许借助官员的权力经商。法纪清楚,但还是有一些官员暗地里经商赚钱,唯利是图。他们和老板们称兄道弟,不分彼此,收礼、受贿成了家常便饭。     

当代“新衙内”群丑图

无论古今，凡浮出水面的“衙内”式人物，背后总会站立着一个贪官老子。“衙内”仰仗的是老子们的权势，老子们倒下了，“衙内”们也就风光不再。铁窗自怜了。纵观当代“新衙内”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现代社会的百丑图。细翻此图，自有警钟响于心中，启示很多。     

党刊纵览

防止贪官“裸奔”重在综合监管 所谓“裸官”即指那些配偶、子女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自己独身留守在国内的官员。这些官员先以经商、留学为名将妻儿弄到境外，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有风吹草动便溜之乎也。     

警惕官员“老板化”现象

官员和老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称谓和职业。官员，是干部的一种别称，是担负着管理国家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人员；老板，通常是指管理企业或公司的老总，是以经营、经商为职业的人员。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的官场，我们的一些官员常常习惯于下属或群众称自己为老板，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想当老板和津津乐道于做老板。     

“家训”教子有义方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文的明古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自古就有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养不教,父之过”。教育子女乃是家长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贵戚官宦之家也不例外。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虽然出现过一代又一代因纵容和溺爱造成的“衙内”,但也留下很多严格管束子弟的佳话和重视家庭教育的警语箴言。提到古代官吏关于家庭教育的论著,当首推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之推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教儿婴提”,即家庭教育要从幼年抓起。如果开始不抓紧,等到“骄傲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     

警惕官商回潮

官商在封建社会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汉朝时就有大将军霍兴之子霍禹私营屠宰业和酒业。到了后来的一些朝代更出现了太子、后妃、公主都经商的现象。官员及其亲属子女经商主要依靠特权，经营有利可图的项目。另外，一些官商不惜以重金行贿，“交通五侯”，甚至“力过吏势”。“官商”也是吏治腐败的重要表现。在政治比较清明的王朝，对“官商”也加以抑制，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官商”始终是吏治腐败的一环。     

“第一时间”是什么“时间”?

国家安监总局官员在广西桂平调查桂平市"3·11"水上交通事故时,当地官员在汇报中多次出现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警方第一时间控制船主等,国家安监总局官员赵瑞华对此问道:第一时间是几点几分,当地官员无言以对。"第一时间"何人发明?不得而知。"第一时间"出自何处?无从查找。"第一时间"究竟是什么时间?没人能说清。然而,这来历不明、不清不楚的"第一时间",恰恰救了一些人的"驾",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其一,"第一时间"是混淆概念的"时间"。"第一时间"究竟是几点几分?可谓模棱两可。然而,有了"第一"二字,就把时间概念给混淆,不论领导何时驾临事故现场,只要有"第一"二字,就可以给人以最早、最快的感觉。其二,"第一时间"是糊弄公众的"时间"。说白了,"第一时间"不过是糊弄公众的文字游戏,"领导第一时间赶     

你高升与谁有关?

<正>一般来说,一名省部级领导调整,影响不会超过15名官员。更多官员调整还是要等高他一两个级别的官员升迁、退休或者被调查。去年各地"两会"上,诸多代省长们纷纷转正,去掉"代"字,今年轮到代市长们了。譬如胡衡华,"代"了1个月后,1月10日正式当选长沙市长。当然这基本毫无悬念,也就没有意思——即便落选,按照当时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可以再来一次,删除此条的新版条例要5天后才发布。有意思的是他填上与留下的"坑"。     

拔出“萝卜”更需清除“泥”

所谓"萝卜招聘",是对"量身定制"招聘的一种形象比喻,主角多为有权的官员父母及其子女。近年来,由于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执行得比较到位,事业单位就成了部分有权有势者安排子女和亲属     

中国好声音

<正>封建迷信之所以对某些官员存在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给官员们制造了"不依靠廉洁奉公就能步步高升,吃拿卡要也不怕法律严惩"的幻觉假象——《中国纪检监察报》治,是中策;防,才是上策。通过立法让使用不洗煤的企业、无净化设备的柴油车公司和司机倾家荡产,才能走出先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新华网政府部门不能以传统思维对待新生事物,更不能     

中国人的政绩观

政绩一说,在中国自古就有。东汉刘焉治蜀时,"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北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说的都是政绩。经过了儒家、法家甚至道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官员们的政绩观深受其影响。有黄老道家提出的无为而治态度,有为官者要"亲亲而仁民"的思想,甚至还有积极参加政治实践的全能型政府理     

警惕“垂帘听‘商’”

<正>日前,上海市委公布新规,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规定包括:市级领导干部配偶不得经商办企;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地区或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不得在本市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等。官员家属违规经商,近两年已成为中央巡视组反映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1985年以来,中央就曾多次发文,陆续出台类似规定。不过,上海如今的新规胜在更为细致、扎实。从条文来看,不仅     

留守的童年不寂寞

小鸟飞行有妈妈关爱小鱼游玩有爸爸陪伴为什么孤独的我不能双手把父母牵害怕打针喊爸爸害怕吃药叫妈妈老师听着也辛酸胸前飘着同样鲜艳的红领巾脸上却少有童年笑容的灿烂童心是一轮满月盛满欢乐、天真和母爱留守儿童的心啊犹如残月,只见残不见圆遥远的亲情,留下太多的遗憾这是一首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小诗,留守儿童问题正触痛着越来越多人的心。据调查,我国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城市相对较高的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使得其中的年轻父母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和教育子女,加之城市里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着教学管理不规范、教师流动性大和教学质量低等问题,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把子女留在老家接受教育,被迫“骨肉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