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依法执政

执政党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要靠制度来保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依法执政。制度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用制度来规范执政党领导权的运作；用制度来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用制度来改进和提高党管干部的方式和水平；用制度来规范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用制度来促进执政党的权力道德建设；执政党要充分运用法律制度的权威。     

和谐社会的宪政学解读——关于不断提高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几点思考

中国市民社会发育发展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和谐社会状态的实现必然地要表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市民社会的和谐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及政治国家的理性运作是社会和谐状态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表现为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国封建社会至今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客观历史,决定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要表现为伴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化,采取由执政党政策指导的国家引导型,主要靠政府自律实现社会和谐的实际进路。     

列宁党建理论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列宁的执政党建设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今天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主义背景下,重温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对于深刻领会"十七大"重要精神,把我党建设成为一支纯洁和有良好作风的队伍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法律监督与政治民主监督

研究中国的法律监督 ,必须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民主监督与法律监督的关系及其沿革 ,必须研究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不同又有密切联系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中国法律监督制度建立后的实施与发展 ,有赖于中国执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的健全与发展。     

我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主要动力探析

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其动力主要来自：执政党的领导与支持;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依法治国;行政发展的延伸;全球化的背景和人大制度建设等方面。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政治认同：内涵维度、现状特征及其建设路径

在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获取长久的政治认同是抗拒执政风险并长期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所在。政党执政权威性与执政公信度构成了执政党政治认同的两大维度。前者表现为政党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政党制度的稳定性、政党执政绩效的持续性,后者则包含执政党的忠诚度、参政党的信任度以及普通民众的认可度等三个层次。据此考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建设路径。     

中西政党制度结构比较研究

政治制度是构成政治文明最核心的内容,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党制度,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其制度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本文试从执政党、代议机构、政府三个方面对中西政党制度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实现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以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促进政治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就成了我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而政治现代化是每一个执政党所追求的目标。对于促进政治发展来讲,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具有现实长远意义的举措。本文拟以政治发展作为执政方式转变的目标与动力,探讨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对于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改革开放中维护宪法的尊严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途径。改革开放的特性本身蕴涵着对现有的不适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制度、体制和方法进行变革的使命。但是,必须看到,正因为改革所具有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性,就更加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维护和发展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因此,是否能够维护宪法的尊严,真正确立全社会宪法至上的意识,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关系到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大事。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个问题愈来愈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注。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