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在西方，自从弗里德曼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以来，学者们就法律文化概念和法律文化研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论争的实质是就“如何对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法律文化进行客观探究”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方法论上的争论，也正是在这一方法论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可能为我们的法律文化研究带来重大的启示意义。具体说来，这种启示意义主要体现为：韦伯社会学中的阐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解释对观念探究的启示意义。     

“联合文化”研究综述

＂联合文化＂是区别于联合作战联合机制、指挥体制、平台建设等因素的重要概念。研究＂联合文化＂的缘起、历史和现状,归纳总结国内＂联合文化＂的研究现状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文化＂、解决制约联合作战向高水平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联合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必须在正视其意义和局限性的基础上予以批判和继承,特别是要加强与我军军事变革和信息化建设方向的有机结合;＂联合文化＂作为一种军事文化,必须在紧密结合军事特性的基础上,用文化学和军事文化学的基础理论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联合文化＂作为一种职业文化,只有实现与军人成长的有机结合才能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因此必须研究＂如何发挥联合文化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这个重大现实问题。     

社会正义还是行为正义？——哈耶克正义观评析

作为社会正义的激烈反对者,哈耶克从概念和价值两个维度对社会正义进行了批判,并系统阐释了其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行为正义理论。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哈耶克的上述批判与建构都还存在诸多困难。其中,对社会正义的概念批判不仅在假设上存在问题,而且还混淆了＂事态＂与＂对事态的回应＂;而对社会正义的价值批判除了理由不充分外,还不恰当地建构了社会正义与自由市场秩序之间的对立关系。哈耶克极力主张的行为正义并不足以通往他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而且他对规则体系演进过程所做的阐释也存在内在的矛盾与问题。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困难,始终作为哈耶克行为正义理论基本取向的自生自发秩序本身也经不起严格的历史性分析。     

法律文化：显型、隐型及结构析论

结构主义解放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混沌关系，在各个学科中引发了理论革命。受此理论指导，克鲁克洪认为文化存在显型与隐型的结构关系，弗里德曼进一步将法律文化结构分解为内部法律文化与外部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结构与法律文化的结构，应该分属不同的理论论域；法律文化的结构从其理论预设出发，应当具备三重理论特征，分别解决符号意义、符号框架、型塑与限定行为三方面问题；法律文化具有表层结构、中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类型学分析

马克斯·韦伯在其法律社会学中对法律制度进行了三种类型划分：即法律实务之技术手段的类型划分、以＂法律担纲者＂为核心关注的类型划分、法律教育以及法律思维的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法律的理性化与形式化发展过程。韦伯的这种法律制度类型划分是建立在其历史学研究方法之上的,尤其是经由客观可能性判断和理想类型这两个范畴来确立其方法论基础的。然而,无论是其理想类型的建构还是其客观可能性理论,最终都无法逃避其所反对的价值判断问题。     

比较法研究中的“法律体系”概念

"法律体系"作为比较法研究常用的概念工具之一,具有多个层面的含义。法律体系概念亦涉及诸多比较法核心理论问题,如了解外国法律体系是否可能;比较具体制度时是否有必要了解作为背景的外国法律体系;如何了解外国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可比性问题等。基于比较法智识追求的体系化、客观化以及法律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法律体系的比较研究中总是会受到某种理想模式的影响,因此研究者需要处理好实证研究与价值理想的关系。了解法律体系概念应用的不同层次并认识它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实为有效比较所必须。     

批判法学——一个自由主义的批评法恩斯沃思

＂批判法学＂运动的一些学者已经写就了一批很重要的著作,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最为珍视的一些理想提出了挑战。批判法学的思想家们将自由主义及其所信奉的法治作为他们批判的主要靶子，声称法治是一个神话，而且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法治的辩护充斥着不一致。     

“千叶之结”及其症因——关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再思考

在理论法学研究中,法律文化概念虽相当常用,但并无一大致公认的涵义,这也影响到了概念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本文从对千叶正士之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的评析出发,去探求“一个精确明了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律文化概念的难求(千叶之结)原因所在;并通过对哈特构建法律概念的认识论背景的分析,指出法律文化概念的构建应该是开放结构和复数意义上的,法史学、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等不同法学分支学科的法律文化概念构建模式均各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蕴。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正当性分析 ——基于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思考

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自设立以来就面临着质疑与批判。通过其规制立场、理论依据以及司法认定中面临的问题,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面对严峻的反恐形势,基于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立场,预备行为的实行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实质预备犯与敌人刑法的概念也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不可否认,独立预备犯在司法认定中面临着兜底条款的应用、证明责任的加大、为他人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的处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其在客观上扩大了刑法规制范围,所以在对该罪预备行为和教唆、帮助实施该罪行为的认定上应当注重实质判断。     

论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及其发展趋势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法律文化符号,其所蕴含和表现的可能价值与国家法之间并无实质合理性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而其形式合理性方面的外在冲突可以通过在司法过程中实施能动主义、国家法的漏洞补充和健全完善相关立法予以消弭,同时完成和实现其存在的合法性认可和确定。     

西方法律文明的思想根脉——《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律文明的影响》评析

<正>西方法律思想史作为法学的灵魂性学科,其发展就研究而论是立言,就教学而论是立人,就中国法制进步而论是立功,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地位与功用,其兼及中外、贯通古今的知识跨度铸就了该学科融贯性的知识丰度。因而,从事该学科研究与教学是需要长期知识积累和思想积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史彤彪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法律思想与法律文化研究,尤工于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出版了《威严与尊严——中西法律文化宏观比较》、《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法国大     

法律文化概念的缘起及其法学方法

本文以法律文化概念在国内外法学界的不同构建模式作为特定学术个案,通过相关学术史考察,呈现背后的法学方法意蕴。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从文化概念到法律文化概念的变迁历程,然后指出国内学者对于法律文化概念构建的视角、意义、局限,最后指出对法律文化概念进行精确的概念构建并不现实,将法律文化概念作为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也缺乏足够的操作性。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     

论文化产业精英的品格塑造

人是文化的存在。作为文化的要素,品格不仅是个体人的文化素养,也是民族的文化素养。深刻把握品格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品格的外延来看,可将其划分为八种：学习与批判的品格;积极与勤奋的品格;善交往与善合作的品格;尊重与责任的品格;自律与自勉的品格;自信与自强的品格;向善与奉献的品格;崇高与唯美的品格。精英品格的人文表征包括：求真的技能品格（含经验品格、科学品格、哲学品格）,向善的道德品格和审美的精神品格。当前,部分文化产业精英在社会生存压力和浮躁气氛的裹挟下,将利益的理想渗透到文化理想中,并模糊了文化理想,而丧失了理想的文化,其文化品格陷入了自我迷失,心态浮躁以及单向度中。重构精英文化品格必须要求文化精英趋向尊重包容的道德品格,对世界观的自我改造,对文化审美标准的自我校正,以及具有文化批判和社会责任感。     

对交警查处“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若干思考

有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在江苏省＂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由于＂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法理上属于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和概括性规定,理论上其法律属性不够明确,范围难以准确界定。执法实践中,其具体操作时涉及的行政裁量、程序性规制方面的问题亟待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进一步加以解释和规范。     

以人为本 全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应该在多值逻辑的语境下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和发展其文化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神实质在于宗教批判,通过宗教批判开启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基本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价值在于：进行适度的宗教批判和适度的社会批判,通过消解＂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持续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法律方法的技术意义和规范意义

法学作为科学,是因为法律方法不仅应当,而且事实上能够实现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安定性。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法律方法具有技术意义,并表现在三个方面:实用价值、效率价值和规范价值。法律方法不是一般的技术,而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技术。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与实现和维护法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对法治的功能表现为形式功能、自律功能和批判功能。强调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是伸张法治和法律客观性的需要。     

法文化建设的义务之维

既有的法文化建设倾向于权利本位,忽略了权利之保障以义务之履行为前提。基于三人社会模式和文明转型概念,反省当代社会规避法律、违反法律的原因,区分法治文化的本土资源和礼治文化的本土资源,可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阐述义务作为法治文化和礼治文化最大公约数的学理依据,提出迈向善治文化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内容。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双重性——论马克思的资本文化哲学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动有着否定性与肯定性并存的两面性：资本的肯定性就在于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资本的否定性在于资本本身的反人性、反历史以及最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本性。但即使是资本的反人性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异化时,承认了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文化逻辑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提供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即自由时间的现实性存在,这是更深层次上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积极意义。     

从“观点二元论”到三维正义观——弗雷泽正义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

南茜.弗雷泽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她的正义批判理论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方向。弗雷泽的正义批判理论经历了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首先,在批判＂规范一元论＂逻辑缺陷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再分配与承认,她建立了＂观点二元论＂;其后＂观点二元论＂遭到西方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在吸纳了批判者的意见之后,她把代表权融入到二元论分析体系,从而使维度二元论扩展为维度三元论。探寻弗雷泽正义思想的发展轨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正义问题,并为解决我国当前的正义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