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党内合作方式

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牵引下,国共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第一次合作。但国共两党内都存在反对的声音,均被各自的"权威"孙中山和共产国际压制,双方有条件地达成党内合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反对派逐渐走上分共的道路,一直在共产国际压制下的共产党,只能被动地等待国民党破裂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除了党内合作方式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共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的分歧。     

党内合作形式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为打倒列强和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采取了联合的策略.建立起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国共统一战线,“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孙中山妥协的产物,但是妥协并不代表分歧的结束,各方的分歧依然存在.在“党内合作”形式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引起了国共之间的争端,使国共合作矛盾重重.关于合作问题的国共两党内部的争论,也暗含着这一合作形式必然破裂的隐患.     

李大钊与西湖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西湖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当陈独秀等中共高层领导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党内合作”政策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正是李大钊的耐心说服与调和,中共高层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政策。中共三大上,在批评“左”右倾两种观点的同时,李大钊最终说服全体党员接受了“党内合作”政策;通过与孙中山的多次接触,说服孙中山接受“党内合作”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使“党内合作”政策最终得以实施。李大钊不仅是实施国共“党内合作”的推动者,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对大革命的兴起也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社会整合视野下国共合作历史考察与前景展望

国共合作对中国社会与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运用适当的方式调整和协调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分歧,实现了国共两次合作:大革命时期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整合国民党力量,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党以党外合作的方式整合国民党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新时期党积极构建国共交流合作新机制,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创设了广阔的前景。     

身份与行动的逻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

建构主义身份与行动之间的逻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于两者对集体身份建构的努力,集体身份得以建构,认同是基础,但是国共双方在类属身份上的差异影响到了两者互动过程中对对方的认同程度,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始终矛盾重重并影响到集体身份的稳定,从而导致合作终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敌对角色的互构,将双方引向多年兵戎相见的敌对状态,这不仅对中国的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的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辛亥百年与国共关系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都把“民族复兴”和“中国统一”列为革命的两大任务。近百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真正实现“国共合作”,才有可能促使完成这两大任务。两次国共合作都证明,两党合作则双赢,双方都有很大发展,国民党也为之兴旺;两党分裂对双方都有伤害,对人民不利,对国民党更不利。对于国共第三次合作,我从国民党、共产党和国内外形势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当前国民党必须解决岛内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和整合问题、处理好与民进党和绿营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及其历史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是从分裂走向合作,从你死我活的军事战争走向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这种重大转变及其原因、经验,对我们同李登辉的“两国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争取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共产国际、俄共(布)领导人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构想,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最初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才以决议形式最终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是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虽然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也给后来的实践造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中韩经贸合作:保障、依据与对策

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的框架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正在加快,首先是中韩两国开始努力实现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韩两国推进经贸合作既有潜力又有机遇,已经为双方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提供了可靠保障;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前景广阔,已经为双方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确立了现实依据。然而,中韩两国经贸合作中尚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应当采取有效对策加以解决,以便为双方经贸合作实现战略升级目标打开广阔天地。     

身份与行动的逻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

建构主义身份与行动之间的逻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在建构主义看来身份决定行动。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于两者对集体身份建构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敌人角色的互构,将双方引向多年的敌对状态,至今,虽然两党关系得以缓和,但是历史痕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谈大学生"村官"在和谐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选拔大学生到乡村担当"村官"这一社会实践方式,对于降低农村的生活污染和加强大学生的自身教育都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补充。通过个例分析及数据对比,阐述大学生"村官"这一社会实践形式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学生"村官"这一事物进行了探讨。     

谈高职教育中的“校企合作”问题

高职教育与企业发展密不可分,二者应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行业协会应该对高职教育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为＂校企合作＂搭建桥梁。＂校企合作＂的模式可以＂多元化＂。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需要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进行。在高职教育方面,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学校应该各司其职。     

海峡两岸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再研究——写在《反分裂国家法》施行后

《反分裂国家法》施行后,两岸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在双方的竭诚努力下,将会蓬勃开展。为促进两岸共同的和平稳定,应当进一步廓清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础性问题、内容范围及实现途径。在完善内地中央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双边协议签订,将是一种有效途径。     

海峡两岸加强旅游合作探析

海峡两岸同胞连根同源、血缘相亲,相互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加强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实现两岸直接"三通",为海峡两岸旅游合作带来新的契机,但海峡两岸旅游合作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必须建立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开创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新局面,推进海峡两岸旅游业发展。     

“三个代表”历史地全面地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学习江泽民同志考察广东等地重要谈话的体会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形势下,如何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先进性,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严峻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谈话,历史地全面地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解决了我们党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先锋队作用的新课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是由我们党的纲领、性质、奋斗目标所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在新世纪里开拓出中国一个全新的局面。     

陈年旧案"半费之讼"的新探与启迪

“半费之讼”既关涉到逻辑问题 ,又关涉到法律问题。但主要还是逻辑问题。“半费之讼”的双方都犯有同样严重的逻辑错误。旧案新探 ,明辨是非 ,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     

海峡两岸资本琉动现状与问题分析

顺应国际国内经济区域化的潮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在这一发展战略指导下,加强两岸的金融合作与交流显得尤为重要。文章着重分析了海峡两岸资本流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几点促进海峡两岸资本项目领域合作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浅论构建“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的调整。我们应当构建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并从塑造强势文化、转变政府职能与培育社会民间组织、建设法治社会等方面入手。     

陆机"诗缘情"的美学阐释

诗歌与情感的关系问题,是中国诗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西晋诗人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观点,既反映了时代的风尚,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对此予以阐释,可以发现,陆机的这一观点,揭示了诗歌在创作背景层面、物我关系层面、语言层面等均与诗人的内在感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文学表情论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海峡两岸打击跨境毒品犯罪司法协助中的困境与展望[1]

随着两岸关系的正常化和常态化,两岸的刑事司法协助也从单一的个案协作发展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条约化模式以及条约指导下的多层次协作。囿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对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定位、指向以及适用范围自然存有分歧。在两岸交流规模愈发频繁,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毒品犯罪的跨境化已成为两岸司法机关亟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海峡两岸面临的毒情形势有较大差异,司法协助的需求内容各有不同,因此,对于加深司法协助与合作的程度,创新司法协助的手段与模式,应当成为两岸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