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盘查权的法律控制

盘查权是警察权的一项主要内容，它在发现、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以及查缉犯罪嫌疑人、消除治安危害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盘查权的行使又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行使不当便有可能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文拟从警察盘查权的涵义、性质出发，针对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警察行使盘查权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要从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制约．从而在行使盘查权的过程中实现警察盘查权与公民基本权利的“两权平衡”。     

中国语境下盘查权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近期各地公安机关开展的"扫黄打非"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也暴露出警察执法规范层面的缺失。由于不同程度地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批判浪潮中备受质疑,而警察盘查权就处在这风口浪尖上。盘查权的概念、特性及其法治效能决定了盘查权这一职能设计的合理性,然而,执法方式的异化却又引发了盘查权的职能缺失。在中国当下的法治语境下探析盘查权错位行使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限定盘查权的裁量行使范围是规范盘查权运行的必然选择。     

法治视野下我国警察盘查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人民警察法》首次从法律层面设定了警察盘查制度。从当下盘查实践来看,我国警察盘查制度还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为更加有效地规范、控制警察盘查权,完善警察盘查制度,我国应当尽快修订《人民警察法》,在此基础上适时启动《盘查法》的制定,并努力从盘查权的法律性质、行使盘查权的基本原则、盘查权的启动标准、盘查的范围与深度、盘查的时限、启动继续盘问的证据条件、继续盘问的程序、盘查的司法监督与救济等环节完善我国的警察盘查制度。     

浅析我国盘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盘查是盘问、检查的简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通过立法不断规制盘查权,迄今为止盘查制度基本成型。但是全面发展地看,现行盘查制度在对于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给予了充分保障的同时,仍存在盘查启动的实体条件不尽合理和盘查界度缺乏系统规制等问题。     

警察行使盘查权的法律控制

警察行使盘查权直接牵涉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住宅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依循法治原则,我国当前盘查权的行使存在着制度缺失和行为失范两个方面的问题。盘查权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必须克服两个难点:一是行政强制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界分,二是行使盘查权核心法律要件"合理怀疑"的相对确定化。改进和完善警察行使盘查权的路径在于:立法的精细化;告知理由、听取意见、搜查令、检察监督等程序规制的具体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的构建。     

美国盘查制度研究

盘查是针对不确定的人或车辆进行的拦截、盘问与检查。美国盘查制度采取双重立法模式,一是制定《联邦统一逮捕法》,赋予警察在"合理怀疑"时的盘查启动权;二是通过大量判例,形成"特里"规则、"一目了然"规则、"立即可控制"规则、"较少隐私权期待"规则、"综合考量"规则和"最小侵害"规则等盘查附带搜查的具体规则。为了约束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将警察的盘查行为视为"犯罪侦查前阶段"行为,引入司法权加以规制。     

佛罗里达诉J.L.案——美国警察即时强制盘查的典型案例

警察实施盘查行为是警察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在发现、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以及查缉犯罪嫌疑人、消除治安危害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盘查权的行使又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行使不当便有可能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佛罗里达案(Florida v.J.L.,529 U.S.266)发生在2000年,距特里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作为人权保护先驱的美国,自然也不能抛弃对人权的基本保护。应该看到,对公权力扩大(美国警察权力)的实际认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侵及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基本权益,但这也仍然只在一定限度内被容忍。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权保护并没有被弃之不顾,在佛罗里达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匿名的举报不足以作为警察搜查他人的合法依据,本案也认定了警方滥用权力,不达执法启动标准而实施的强制盘查行为是不正当的。     

我国警察盘查的法律属性和完善路径

盘查作为一项日常的警务工作内容,对于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警察盘查属于即时强制的一种法律措施,既可以适用于行政执法程序,也可以适用于刑事侦查程序。警察在盘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加以限制。因此,盘查启动时应避免不确定性标准的干扰、兼顾盘查效果和公民权利的有机统一、及时引入救济程序等方面完善我国警察盘查制度,从而保持警察执法效率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     

论我国警察盘查中的类属性思维

盘查是基层警察最基本的公安业务,在具体实践中为了提高盘查效率和准确性,盘查警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类属性思维。由于以往研究者更多从个体的、经验的层面总结优秀警察的盘查经验,对心理学知识关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盘查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对盘查技术进行总结和提升,希望能从理论角度丰富盘查技术的研究,从操作角度促进盘查实战方面的推广。     

关于《人民警察法》警察抗命权规定的研究

警察的抗命权是对上级决定说"不"的权利。设立警察抗命权制度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提高警察的法治意识,完善对警察权力的监督机制。要完善抗命权制度,培育警察的抗命权意识,构建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保障警察行使抗命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