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执行的分合限度:行政三分制分析

深圳市政府的行政改革实验“行政三分制”即将实行 ,这一新的组织模式是在我国传统的部门行政体制的背景下出台的 ,它对于改革部门行政的专权、利益部门化的严重问题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从这一模式的理论假设和理性基础角度对它的未来命运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一模式仍然是理性行政的调适 ,存在新的分离主义和专权倾向 ,难以适应越来越多元化和自主化社会的需要。     

唐代三省制对当前行政改革的借鉴——兼评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

将决策、执行、监督三者分离的唐代三省制对我国当前行政改革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通过对机构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界定达到权力制衡与协调;通过严密、反复的决策过程保证决策质量;通过大归口、大系统的行政管理促进相近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新的政府职能定位,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而唐代三省制本身及现今的政府改革实践——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教训都给当前行政改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从行政三分制改革论政府职能的转变

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在中国推行行政三分制改革是一项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尽管它的价值还有待于实践来检验,但可以预见,它将推进我国的政府职能进一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权威政府”向“民主政府”,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论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

行政诉权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项宪法性权利。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以及当下法学理论界仅仅关注行政相对人一方．一定程度上相对压制甚至剥夺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主体一方行政诉权，这并不利于行政机关服务于社会之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无助于官民平等关系的打造。应在“平衡论”原则指导下，在监督制约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同时，适当放宽对行政机关诉权的限制，以达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平衡。     

行政“还权”与行政主体的多样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产生了公域和私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行政主体，这是行政分权理论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政治国家存在扩张的天然倾向，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行政权力被国家吞噬。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与完善，被吞噬的行政权力又逐渐回归到市民社会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从而，“行政还权”理论成为了认识行政主体多样化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构建复合行政模式:“管理行政”加“服务行政”

本文在分析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理论渊源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两种行政模式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构建“管理行政 服务行政”这一复合行政模式的途径。     

析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作为规范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的法律规范之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出台，现在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仅是一部法律的颁布或执行，而是在我国行政法制化的一个推进剂。尽管这部法律还在讨论之中，但基于保护人权与加入WTO的需要，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出台也势在必行。     

行政文明新起点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它标志着我国行政文明建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对整个政治文明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非强制:"秩序行政"通往"服务行政"的行为模式选择

传统行政管理将“秩序行政”、“管制行政”视为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并认定“强制性”为一般行政行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这一似乎天经地义的诠释，现已因无法回应社会的需求而愈发陷入窘境。伴随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政府行使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采用带有契约、指导、协商、奖励等具有私法性质的非强制性手段来服务公众、管理社会，非强制行政管理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     

浅议行政道德

行政道德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遵循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是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的善与恶，对与错，公正与偏私，光荣与耻辱的认识和评价，是维持和调节行政机关、公务员、公民与法人三者之间关系的隐性规范。     

行政取证行为补偿制度之研究——兼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之缺陷与完善

本文从现实发生的案例入手,分析论证了行政取证行为的强制性合法性非独立性处分性与后续行为的相关性补偿性等特点,并以此为突破口,从管理法与控权法的比较分析及行政责任制度的角度入手,深入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缺陷的传统文化因素与现实观念因素,进而提出包括行政取证在内的行政补偿制度完善的总目标。     

行政伦理困境中的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伦理困境是行政行为选择时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道德伦理方面的两难情境。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是行政行为选择的前提,责任冲突是行政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走出伦理困境,在于构建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论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演化

行政法作为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应能反应公共行政变迁的内容,对公共行政变革及时作出回应。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变革扩大了行政法研究的导向和范畴,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次向行政法提出了更新的挑战。行政法对行政变革进行修正和引导,发现与矫正行政变革中的公法问题,促使行政变革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平衡。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程序规制

我国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程序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具有控制功能,是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妥当方法之一,应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程序规则,尽快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体系。以更有利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论纲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是行政法行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厘定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概念,明确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行政法地位,剖析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探索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类型化,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视角作为行政行为视角的补充来观察和解释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将给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实践带来新的气象。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可行性

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它不但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又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作为后盾,行政机关抽象行为的不当,将更广泛地使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受到侵犯。我国现行对抽象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监督方式:行政机关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自我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对抽象行政行为穷行间接监督。由于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而以上的几种对抽象行政并为的监督方式都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的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而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严密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可行性。     

外部行政契约与内部行政契约划分质疑

正在酝酿中的行政程序法已将行政契约纳入规范视野,但对行政契约的理论研究不尽人意,仅在行政契约的分类上就存在着误区。行政契约只能发生在外部行政领域,所谓内部行政契约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