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执政与执政成本

科学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科学执政要求执政也必须讲执政成本,讲成本投入与效益的关系.当前我们的执政存在"粗放式经营"的痕迹,这与科学执政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加强执政成本的研究,用科学的执政成本计量方法、科学的执政机制来科学执政,以节约党的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益.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简介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和艰辛探索得出的科学结论,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自觉。杨绍华同志撰写的     

用科学思维方法助推科学执政

<正>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执政的理念,科学执政同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民主是本质,法律是手段,而科学是基础,科学执政贯穿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始终。科学执政不仅要求执政的过程科学、执政的制度科学,从根本上说,还要求执政的思维方法科学,必须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助推科学执政。     

从哲学视角看科学执政

科学执政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是党的执政方式的核心;它的哲学实质是科学理性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按照科学理性的要求开展执政活动。     

准确把握与切实遵循党的执政规律的思考

执政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好地体现在执政实践中,必须准确把握和切实遵循党的执政规律,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才能始终体现党的先进性、发展党的先进性、永葆党的先进性。     

坚持科学执政 实现科学发展

科学执政是在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的要求,也是党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执政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觉遵循执政规律,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坚持科学执政实现科学发展

科学执政是在新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的要求,也是党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执政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觉遵循执政规律,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本文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首先着力解决为谁执政、为什么目的执政,以及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阐述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提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要认识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身体力行、锲而不舍,使之切实落到实处。     

关于党的执政方式转型问题的探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实现党的执政方式转型。经过几十年不懈探索,党的执政方式有了较大改进。但是,目前党的执政方式还处于转型初期,这是造成现实中一系列党建问题解决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把党建设“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这为党的执政方式转型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民主执政问题研究综述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     

“共享”式治理:新时代地方治理新路径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治理类型,其中“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它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主线。地方“共享”式治理的内在本质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为此,地方“共享”式治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党和政府为核心,通过市场、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论“环境治理公平”

如何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健全地区环境治理结构,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提出"环境治理公平"的思想,试图建构适用于中国的环境公平理论。本文还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的现状和特点,探讨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与执行绩效等方面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并基于此对中国环境治理公平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下的治安学基本问题论析——治安学论域的保护与限制间关系

保护与限制间关系作为"价值—效用—策略"三位一体的治安学基本问题框架内的"策略"维度,涉及社会"由治达安"过程及结果的两组策略认知及选择:一是国家主体通过保护社会主体的安全,实现"国家—社会"体系共同的安全利益;同时,社会主体通过维护国家主体治理的权力,实现社会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特殊"的安全利益。二是国家主体通过限制社会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证国家主体治安行政的有效施行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实现;同时,社会主体通过限制国家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障社会主体安全自治的实质运作和特殊安全利益的实现。由此,作者提出建构"国家—社会"体系以安全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治安权力和义务共同体。     

两岸治理——"两岸关系"思维的检视与突破

两岸＂大三通＂基本实现后,相较两岸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有关两岸政治议题的讨论显得踟蹰不前。笔者认为,这既是两岸的实务困境所致,也与＂两岸关系＂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两岸治理＂或许是一种选择。＂两岸治理＂可以在契合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前提下,在决策上实现两岸公共物品的最优供应,在学术研究中促进两岸学界话语规范的趋近。在现实着力部分,可以在治理知识供给、未来情境规划、战略博弈框架构建、期权市场设计、两岸治理系统动态和代理商激励等方面寻求突破。     

“善治”理念下的低碳生态城市及其过程创新研究

本文运用善治理念和过程研究方法对我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提出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动态演进过程。进一步地,文章从主体嵌入过程和客体发展过程两个维度,对善治理念下低碳生态城市的过程创新进行了探索,揭示出低碳生态城市善治具有自然环境生态化、经济发展低碳化和社会生活幸福化的深刻内涵及外延。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独狼”恐怖主义治理

随着国际反恐局势的变化,"独狼"恐怖主义成为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载体和中坚力量,对非传统安全领域构成重大威胁。与传统恐怖组织相比,"独狼"的独立性、隐蔽性更强;时机的突发性、随意性更大,同时成本更小、示范性更广。"独狼"是在外因、内因共同作用之下借助互联网技术催化生成的一种新样态,对传统反恐怖工作的侦控、防范和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按照新时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我国"独狼"恐怖主义的治理,要从"去极端化"的根源出发,强调提高情报研判筛查能力,切断互联网传播媒介,推广社区反恐等做法。     

冲突与衡平:乡村“微赌博”治理研究——以D县法院100份调查问卷为样本

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微赌博"在部分地区较为盛行,运动式惩办、因应式惩治和过度依赖刑法手段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乡村"微赌博"与"半熟人社会"结构下乡村失序的自治失效、乡村道德观"嬗变"的德治失灵、治理手段单一且力有不怠的法治失策有关。其治理困境在于基层组织难有作为导致的自治不畅,乡村道德文化体系崩塌导致的德治不畅和过度依赖刑罚手段导致的法治不畅。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治理的逻辑轨迹,探索多元共治,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思路;乡序重构,以多方参与为治理关键;事后惩办,以"法治"为最低道德底线的治理衡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