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

本文深入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指出人民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探讨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的理论及其价值,强调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的相互关联和重要性。着重分析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的建构路径,从“自上而下”向多元主体协同的转变、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帕累托优化”,以及从法治成本分担演进至利益共享三个角度出发,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过度介入法治实践既耗散了行政法学的有生力量,也影响了行政法学的思维方式.在行政法治建设提档升级的时代,应当警惕“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庸俗化理解.行政法学须将《纲要》对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憧憬转化为相应层次的学术命题,并在行政法制度、行政法学基本范畴、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模式上实现研究的创新.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论争中的重要学说,“政府法治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曾经发挥了应有的引领作用.在法治政府即将基本建成的前夜,政府法治论当在核心内涵和实证基础上继续深挖,进而与时俱进地生长为当代中国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影响力的行政法学思潮.     

中国法治的曲折进程与完整内涵——阅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在全面展示中国法治成就的同时也在揭示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基本规律。在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治建设反映了法治发展规律,已经形成的关于法治的规律性认识包括:政党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观,由有限政府理念到政府责任观念,社会建设与社会权利,人民民主和人民法治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和思想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法律制度的进步和法治国家的实践,构成中国法治未来发展的思想主线和文化基础,中国法治也因此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完整把握中国法治的内涵,必须立足于中国法治的宏大体系,视政党为中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加深人权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确立社会法治对中国法治的意义,以及发展法学教育加快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民初时论中法治精神管窥

民国初期,时人结合社会实际,以报刊杂志为阵地,学理诠释了法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如界定"法治"概念,厘清法治与人治、德治关系,确立法治基本原则与追求完美法治形式等。同时,深入批判法治实施过程中立法、执法与守法等方面形式与精神的悖离,并积极探索完善法治的实施途经,欲藉构建完备法治理论、培育法治精神、提倡政府主导、增强政党作用等以达到建立完美法治社会之目的。     

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反思性地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与杂多、表象与实质、诚信与虚构、理想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科学与人文这些相关的思想维度，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和设计中国的法治指数，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并理性而稳妥地在实践中推行法治指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论转型期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困境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执政党和政府引导下的“温和”推进,还是非常事态下的“反向”着力,中国的法治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价值取向分化,利益诉求多元,中国的法治实践在现实中面临困境：立法的道德基础分化、司法的政治因素影响明显、公民守法意识畸形呈现、微薄监督下的政府执法问题凸出,中国的法治实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政体与法治:一个思想史的检讨

从思想史的角度,主要有三种法治与政体之间内在理论结构的范式:法治工具主义论、法治目的主义论和法治社会秩序论。法治工具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法治目的论则是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独特的现象。在非宪政的政体之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不能并存;而在宪政的政体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则可以并存。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未来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灯塔.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建设新型国际法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我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

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与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大国崛起等进程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化解制度创新、秩序转型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因素之间的目标冲突,中国法治实际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渐进发展道路。为此,可以把中国法治发展划分为经济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以及政治主导的法治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的中期发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中国预计在2020年有望进入"政治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法治发展的不同前景。     

“政府法治论”的时代价值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法治论”通过不断地修正和发展,其所涵盖的五个方面与当下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的法治政府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理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明晰法治政府内涵的方向指引、立法规制与行政自制相结合的路径选择、行政程序与救济程序顺畅衔接的程序保障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法治”质论——兼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法”字的基本含义进行了仔细的考究,并得出了古代之“法”与今日之“法”内涵不同的结论,进而分析了古代法学的所谓“法治”理论的本质,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古代具有法治的思想或实践这一相沿已久的传统观点。接着,本文对目前颇为流行的法治本土资源说进行了剖析,揭示了这一说法自身的致命缺陷以及种种荒廖之处,鲜明地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立场：无论是从历史的传统中,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中,我们都不可能寻找到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依然沉迷于本土资源的虚幻之中,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中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根据其发展层次,法治可以分为浅层法治与深层法治,而根据其涉及的问题领域,法治又可以划分为经济法治、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法治是生成与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以依法而治为核心的浅层法治的建设,通过公民抵制政府不法行为的抵制权利的确立与宪法化,通过政府赔偿制和问责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戍为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深层法治;同时,只有通过经济法治的建设,把成熟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规则转化为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规则,才有可能扩展为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从而实现全面法治.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论李大钊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探索亦是很早就开始的，这在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的法治思想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法制建设中深受李大钊法治思想的影响，他的民彝理论和国家建设思想夯实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根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符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他基于国情的法治建设思想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实践基础，他的民生思想丰富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