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

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包括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四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可以认为"法治中国"是后三者的上位概念。后三者是"法治中国"的基本要素。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相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中国等四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统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     

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

法治社会是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后提出的一个关涉法治全局的概念;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还有法治政党等概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整个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法治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尚不成熟.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逻辑中,理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一脉相承的逻辑中,寻求法治社会的构成体系和基本路径,从而在学术上拓展社会法学、公法学和整个法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论当代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可逆转性

法学理论上一般将法治的内涵视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占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或内在精神,严格有序的实际状态或社会秩序。实践中要建设成为法治国家,至少需要五个条件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全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文化素质,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转型和国家融入世界。当一个国家基本上或大体上具备了上述法治内涵和实现条件时,其成为法治国家的趋势就是不可逆转的。以这些内涵和条件评价近现代中国对法治之路探索的是非曲直和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已经不可逆转。①     

法治中国建设从宪法出发

推动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以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战略的实施,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宪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依循,从宪法出发,紧紧围绕宪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突出宪法对法治政党、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意义.宪法精神走进执政组织的党章和社会组织的章程,融入政党政治、国家政权运作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将有利于形成由宪法携手执政党章程和社会组织章程主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局面.突出宪法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统率作用,以宪法精神和规范驾驭法治中国建设过程,重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规章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带动社会法治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常态.     

立足中国国情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法治观念

法治的观念自古就存在,但对于法治的内涵,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中国法治观念的确立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遵循与接受法治观念应当具备的基本内涵的同时,还应当与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形态特征相吻合,赋予法治的内涵与外延以时代的精神。在当代中国,法治观念的确立与法治制度的实现,应当推动和谐社会的深入发展,使普通民众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成果中获得现实的和巨大的利益,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得到最为广泛的和最有力地支持。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立场

法治中国建设作为一个重构法治体系的历史性过程,应在特有的价值系统引领下强化一种社会主义立场。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法律图景”意涵的法治新时代主张,包含三个逻辑相关的部分: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是一个政党自觉与民众参与的具体实践过程,需要以党的领导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主权性和以群众路线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主性。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以权力限制权力与以权利限制权力不仅有利于确保法治建设的合法性,而且对形成法治发展合力具有积极意义。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法治社会对发展目标的基本定位,法治经济与社会正义就是法治社会的制度目标,前者是为了发展的法治,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效,后者系为了法治的发展,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败。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三论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它与法治一脉相承,溶为一体.政治文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义;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政治法治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法治政府

在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法治政府成为政府自我角色的理性定位。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的践行者,法治政府必将引领着和谐社会的建设,而政府更应在和谐社会视阈之下,从各方面来构建法治政府。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东亚法治社会论纲

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内在精神要件则是不同于新教伦理的其他理性文化。由于形成法治社会内在要素的条件和时间不同 ,东亚国家走上法治社会也就具有指导思想、进程、政府地位和民族性等方面的多元特色。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建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都是动态的过程。怎样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重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人们应当更加关注的。本文从“机制”的词源意义出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应当包括法治与德治的内在运行机制、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互补与协调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协调机制等内容。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方孝孺“民本法治”思想初探

方孝孺的＂民本法治＂思想是黄宗羲等晚近思想家提出民主法治理念的基础,他结合儒家＂仁政＂理论,主张＂君职＂、＂立法利民＂,这在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当代民主法治建设重要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解读“高校法治”,保障高校和谐与稳定

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拉开了高教领域法治的序幕,依法治校的实践成如火如荼之势。为实现高校的和谐与稳定,"高校法治"提供了一种理论维度的反思,实现了现实问题的学术化。现行研究存在混淆"高校法治"与"依法治校"、高校法治万能论及价值立场的忽视三种理论误区。只有合理地解析高校法治的内涵才能正本清源、消除歧见,完善高校法治的制度体系。     

行政许可的法治视角

加入WTO的现实迫切要求我国的行政许可走向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契机。本文从行政许可的学理基础分析着手,探讨了我国行政许可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现实条件下行政许可法治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