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法治与刑事政策区域化——以“法治浙江”为模本

区域法治是指在一个政治协调统一的地域内,为体现统一的法律精神,由不同区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法治规则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它是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法治浙江”是依法治国区域化的政治策略,是立足浙江实际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具体实践。刑事政策是服务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保障手段。以浙江为例研究刑事政策的区域化,将“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与现实的存在与趋势有机结合,设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十九大回声:开启新时代的“良法善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表述的进一步升华.法治是法律之治,更是良法之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法治建设的重心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即从“有法可依”转向“法律可依”.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2月2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可见,未来的立法,无论是立、改、释,都应当注重质量提升.     

法治是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惟一通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被媒体称为“第五个现代化”.而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重要内涵和根本基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征途中,时隔不到一年,四中全会就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就国家治理体系而言,一个国家在治理体系上完不完善,首先就得看法律体系是否健全.如果没有好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国家治理就很难有基本的行动准则,进退便会失据.比如,中央领导屡次批评尸位素餐,甚至强调“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但假如没有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的出台,厘清政府哪些是“法定责任必须为”,就仍然会出现推诿责任、互相扯皮的“踢皮球”现象.且这种“隐性腐败”,也难以受到真正的惩罚.如此,“不作为”就仍有市场.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希望中国

2005年,中国最大的命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 容之一。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是几千年来人类共同的心愿。春秋时的管仲有言,“法者, 民之父母也”。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对法治做了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 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法有良法 与恶法之分,一个崇尚法治的时代,必须是一个良法之治的时代,没有良法就没有法治。恶 法支撑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恶行,他所体现的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民主是法治的前 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是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 所在。     

中国立法步入平民时代

法治国安邦之利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动的终结。 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强调：“社会存在良法，人们普遍遵守法律，方有法治社会。”一语道破法治真谛，良法与守法习惯．不可或缺。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

已有法治标准理论,缺乏对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及其在法治中基础地位的应有认知.借鉴哈特提出的法律规则内在性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更能契合和支持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的法治标准理论.这种理论将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作为法治标准的基础和核心指标,同时还包括法律强制性威慑能力、柔性用法回复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依法追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有效防止和救济用法造冤行为的能力等指标.这种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将法治理念和制度建设一体推进,更有针对性地凸显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更明确地认知法治的主体力量,有的放矢地构建良法的文本和制度,落实法律内在性及其规制能力的制度,实现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有效统一的良法之治.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1年十大全国人大立法脉络

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立良法、谋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良法,便无善治,也就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写下波澜壮阔的壮丽篇章.2021年,也是近年来立法数量最多的一年,一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试论立法听证制度产生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功能

听证制度最早产生的法理基础是英国普通法确认的“自然公正”原则 ,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德国的行政法治原则也相应为其确立听证制度奠定了法律根据。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以及宪法确认的民主原则为我国确立听证制度提供法律根据。立法听证制度有为立法机关收集信息 ,实现直接民主体现民意、促进良法、协调利益关系 ;进行立法宣传的功能。     

郜风涛：良法之治重在保障法律实施

确的象：法或管不义和效实“良法在于行”，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良法”之治，其要求必然是确保已经制定好的法律得到全面正实施，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效率，保证政令畅通。当前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现一旦出现问题，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

尽管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不一,然而“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命题,不证自明。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既然“法治”的前提是“良法之治”,“刑事法治”的前提也应当是“良好的刑事法之治”。当前在我国它至少应当包含公正、理性、注重人权保障、兼顾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以及密切关注犯罪个案等内容。     

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源流、制度表达与当代传承

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实现良法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在良法善治的制度表达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体现传统伦理等级的立法创制，追求慎刑与恤刑的司法实践，重视社会教化与调处息讼的治理经验。古今对良法善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在当代的法治实践中，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古代良法善治的经验与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人物

郜风涛：良法之治重在保障法律实施 5月18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郜风涛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良法’之治．其要求必然是确保已经制定好的法律得到全面正确的实施。     

法治财税:从理想图景到现实诉求

法治财税的核心含义是良法善治,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现代财税制度需要建立在法治理论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也会有助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形式法治的层面看,法律保留、法律优位、平等原则和不溯及既往在财税领域衍生出丰富的内容,让财税立足于规则之治,以此限制权力的恣意妄为,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然而,仅有规则之治远远不够,从实质法治的层面看,财税必须追求正义,通过限制元权力、提供目的指引、保障权利底线,实现宪法对财税的最高统治.为实现法治财税的理想图景,回应当下我国的现实诉求,必须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综合发挥政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作用,释放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务实制度进步的基础设施.     

浅议法治进程中的良法与恶法

人类社会法治进程中,古今中外从未停止对法律善恶之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善治",首次官方明确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本文从中外法学主要流派对法之本义所持观点,及我国大陆对法治探索进行分析,提出在现阶段法律尚未完善,存有诸多漏洞;法治进程中除了适应形势需要及时对不适宜的法律进行废、改、立外,在基层法治实践中更要按合乎法的正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进行解释,分辨良法与恶法,从而排除对"恶法"适用。     

良法、执法与释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还有许多需要解决和面对的课题,如提高立法质量、有效实施法律和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的途径等等。提高立法质量,确立良法之治理念,是保障法律权威性的基础;法律的有效实施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而要做到法律有效实施,提高公民法治观念,确立公民规则意识,重视具体法治,应当是最基本的方面;解释法律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完善法律制度、弥补法律漏洞,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     

法治维度下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建构的路径探析简

法治是实现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建构的制度保障.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公正司法等法治维度下的基层维稳机制应成为其理性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基础看,法治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维稳能力;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条件看,法治有利于有效引导公众的维权行为;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保障看,法治有利于有效约束基层政府的维稳权力.     

法治、良法与民主——兼评拉兹的法治观

<正> 在法学界对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各种解说中,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倾向。他在其代表作《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The Authority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的第十一章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法治的看法,并在该章前言中集中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释它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但是若是那样,这一术语也就失去了任何用途。仅仅为了去发现信奉法治就是相信良善应当获胜,是不必求助于法治的。法治是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法律制度或者缺乏、或者多多少少地拥有这一理想。此乃共识。同时可以认为,法治只是一个法律制度可能拥有以及据以评判该制度的优点之一。它不应与民主、正义、平等(法律或其他事物面前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