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的规范建构

人脸识别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应加强人脸信息保护。我国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2条特别强调对“人脸识别”制定专门的保护规范。我国应在系统总结现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树立尊重数字人权、适当限制公权、注重利益平衡的理念，构建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的实体性规范、优化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的程序性设计，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由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围绕人脸识别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行为制定《人脸识别信息保护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管窥

现代意义的隐私权乃是一种“个人信息控制权”,因此有必要对收集、利用、保存、传播他人信息的行为全面进行规范,许多国家先后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模式上,根据是否以一部法律对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规范,分为总括和分离两种模式。在立法内容上,“OECD劝告”曾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八项原则,同时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可具体化为五项权利。另外,对特定行业制定特别规定是普遍采取的做法。     

信赖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

现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以“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下的“理性人”理念为指引，通过强调个人信息主体的自主支配、自主决断和自己责任，来平衡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护。为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的整体功能，主要限于确保信息主体自主控制的实现，以及保护他们免受可举证证明的非法侵害。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理性人”理念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信息决策困境”、“控制权失衡”问题、“责任配置错位”问题、“损害制度失灵”问题、“安全感困境”以及“信赖缺失”问题。这导致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内含个人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控制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难以有效增强他们之间的互信。为了促进信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该更新理念，构建一个在“信赖”理念指引下的信义义务制度，以作为对现有制度的补充。     

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立法探析

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与互联网用户的迅猛增长,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得收集、储存、传输、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极其容易,个人信息很不安全,个人信息在信息时代面临着一系列危机。本论文通过对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立法研究,分析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最后指出我国应该加快立法,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从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关于我国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立法思考

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日趋凸显,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其进行专门的立法保护,其中美、德、日三国的立法模式最具代表性。出于种种原因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立法的欠缺是导致现今我国个人信息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美、德、日关于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优缺点,就我国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立法模式、基本原则与目的、权利义务规定等方面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及研究综述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凸显的热点问题,世界上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此制定了专门法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对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立法实践极为滞后,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也起步较晚,宏观上缺乏体系之间的呼应。而目前社会上个人信息被非法滥用的问题相当严重,因此十分有必要完善我国法律,形成全面保护个人信息自由与安全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个人信息权民法保护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目前的社会出现了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相互交织共存的现象,我们对网络德依赖度不断上升,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网络侵犯个人信息权的问题.这使得个人信息权保护问题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之一.民法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的一项基本法律,要求明文规定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内容,即在民法中,专门规定保护个人信息权的内容,明确侵权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文从研究我国个人信息权的民法保护实际情况入手,研究在个人信息权的民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完善个人信息权的民法立法保护,为有效遇制侵权行为提供理论参考.     

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在网络环境申侵害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应如何加强法律的调整，如何有效的利用法律手段打击侵害他人网络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成为中国法律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中国的立法与实践为研究基础，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封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问题追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封完善中国的立法提出了具体建议。     

以检察公益诉讼促进个人信息长效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当下,原有的法律制度难以满足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对此,应以民法典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为契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探索引入公益诉讼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需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构建侵害个人信息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论《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启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实体规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引发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新问题,如刑法能否为匿名个人信息提供保护;刑法应否将非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化;刑法应否为个人关键信息提供特殊保护等,2017年5月8日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同时,《网络安全法》与该《解释》的出台也使刑法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传统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主要是罚金与罚款衔接不顺以及相似罪名的司法解释矛盾突出.《网络安全法》不是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刑法在应对网络信息数据犯罪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完善和解释刑法规范的自有规定.     

金融隐私权保护公权干预制度探析

伴随我国金融业的高速发展,消费者在金融交易关系中的个人隐私权受到威胁,当私法救济无法提供有效保障时,公权干预体现为国家相关公权力部门通过立法和监管提供政府救济。本文认为,应借鉴欧美法治国家的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制定金融隐私权保护法律规范,同时可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条例》,以法定程序制约公权干预。     

《民法典》视域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的重要性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凸显。《民法典》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属性界定以及相应保护规定,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为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依据。但是,个人信息随技术变化还有许多方面不甚明确,适应这种变化的法律要求会不断提高。在《民法典》的视域下,不仅可以看到要保护哪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属性和实施保护的基本取向,还可以发现构建以《民法典》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将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进程。     

试论网络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问题

本文从我国网络个人信息立法的最新动态入手,对网络个人信息立法必要性作了分析,结合网络个人信息的界定、我国网络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现状,对我国如何完善网络个人信息立法提出了细化现有法律法规、加快构建专项法律体系和发挥行业自律的重要作用的建议。     

网络背景下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客体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为人格利益之一种.在网络背景下,个人信息的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现有的法律不能对个人信息提供完整保护,我国也缺乏对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的技术规范和措施.因此,应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个人信息管理者的行业自律,加强个人信息主体自我保护.     

也论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法律模式及其选择

随着计算机软件产业的不断发展 ,对于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越来越重要。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 ,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为此 ,本文讨论了保护软件的两种主要法律模式———版权法和专利法的利弊 ,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制定专门立法保护软件 ,并通过介绍国际上有关软件专门立法的先例 ,阐述了作者对于软件保护专门立法模式的法律思考。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背景

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中追踪检测、收集及分析大量的个人健康信息和流动信息是出于社会大多数公众的生命安全之考虑,是实现公共管理手段的体现,可以达到对传染疾病的有效防治目的.但个人信息收集主体不规范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之可能,造成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受损,如何平衡个人信息采集与公共利益保护依旧悬而未决.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个人信息利用为全新视角,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进行研究,对于破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实践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依据,结合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个人信息保护豁免的域外实践,指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一些困境,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的保护缺乏专门的立法和事后具体的利用规则.未来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同时应确立合法性原则、目的限定原则、最小范围原则及保密性原则为内容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个人信息处理原则来进一步规范信息控制主体的行为.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更显重要,主要体现为个人信息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数据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从法律依据看,我国法律文本中解决个人信息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的规定主要体现为“数据条款”和“公共利益条款”。从司法实践看,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的紧张关系,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多元加剧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之间的冲突,且呈现出“重追责轻管理”“重刑轻民”、救济机制不畅等特点。实现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在解释论层面需要强化处理个人信息基本原则、保护责任机制和侵权法律责任,在立法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创新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建立专门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以及健全个人信息权益救济规则。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构建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裸奔"不仅侵犯个人私权,也对社会安全治理构成了威胁。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实体法律规范的碎片化以及保护模式的体系性欠缺致使其保护机制存在掣肘。针对个人信息网络侵权频发的现状,应基于诉讼主体与权利主体互相分离的逻辑起点,围绕起诉主体范围、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多维面向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以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我国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关于个人信息方面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宪法和一些民事立法中,部门法中并没有直接承认个人信息权,也没有一部冠有个人信息保护法之类的立法。不过,我国已经启动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程序,并且已经形成专家立法建议稿,如齐爱民教授主持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和周汉华教授主持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就是其中的代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性质、内容、保护原则、保护机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个人信息保护法刻不容缓。     

构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之探微

信息作为时代新产物,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拥有了信息就意味着占有了资源,取得了竞争优势。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国际上已经有50多个国家和组织建立了相关法规和标准。但我国的相关立法相对滞后,没有统一的、专门的立法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本文从目前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出发,提出了构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构想,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健全的法律制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