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治国思想,“性善论”则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性善论”为皇权所用造成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善”的价值体系造成泛道德主义及“性善”导致人格不独立严重阻碍了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克服儒家性善论的消极影响,是中国法治的必由之路。     

论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则是其宪政思想中的一个光耀的亮点 ,建立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宪政制度 ,是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的核心目标之一 ,他对封建专制政治恶政府的认识和批判、对近代法治政府的构想和追求 ,对当代法治政府建设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荀子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荀子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分别代表了战国末期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特点。荀子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 ,主张“化性起伪” ,建立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韩非则集前期法家之长 ,从人性自私自为的观点出发 ,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二人的法治思想分别有不同的人性基础 ,在具体内容与立法原则上及对法的地位和作用、法与德的关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论严复对我国法治思想的贡献

严复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严复思想中最为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是法治思想。严复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人权思想,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提出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理论设想。严复的法治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严复的法治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实行依法治国,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和邓小平理论阶段。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回答并解决了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课题,这一重要思想本身有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论黄宗羲的民主与“法治”思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他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与民治,强调从政治法律制度上解决社会治乱问题,主张人民有议政权和监督权,具有鲜明的民主与“法治”特色。黄宗羲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对后世乃至于今天都有重要影响与借鉴意义。     

试论秦朝“法治主义”的经验教训

秦朝统一中国后 ,奉行“法治主义”。一方面实行以法治国 ,健全封建法制 ,为巩固封建经济基础 ,维护和保障封建阶级的政治统治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推行峻法 ,进行残暴统治 ,实行思想文化专制 ,致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秦王朝仅存在了十几年就被农民战争推翻了。     

罪刑法定主义内涵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时至近日,习惯性的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之意理解罪刑法定注意不免有所缺漏,难以领略该思想的实质内涵,也难以深刻体会刑法先哲们提出这一思想“保障人权”初衷。只有从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内涵,从刑法先哲的思想深处去体会品味罪刑法定主义的应有之意,才能探析罪刑法定主义的深刻内涵。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提出的治国基本方略,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发掘。邓小平法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摒弃人治,实行法治,解决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决好公民权利与法治的关系。     

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李大钊的民治主义自治的异同

梁启超和李大钊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先驱和传播者,其思想对当时社会以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随着当时中国社会背景条件不断发生着巨大变化,他们的思想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梁启超在追求富国强兵的目的下,反过来就拟建置国家和政治的性质与结构,考虑个人自由与自治的立场。而李大钊所推崇的立宪政治亦蕴含着自由思潮和民治主义。本文通过剖析对比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李大钊的民治主义的自治思想,来解读二位思想大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深远影响。     

沉默权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再思考

沉默权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沉默权的实行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沉默权毕竟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也有其局限性。各国的具体国情和条件、历史文化等各不相同,因而各国在借鉴沉默权合理内核的同时,要理性地、清醒地看到沉默权的局限性,还要注意和本国的国情、条件相结合,既要反对“无条件实行者”或激进派,又要反对“反对者”和“缓行者”,认为沉默权和中国历史文化国情等不相符合,认为沉默权的局限性会放纵犯罪,中国不能实行沉默权或者要等条件成熟后才实行。因此,从国内和国际,从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出发来论证沉默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尤为必要。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试论江泽民对法治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江泽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继承和运用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并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法治思想 ,他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阐明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分析了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途径 ,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法治文明的历史溯源

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法治的发展史就是法治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在西方历史上,“法治”思想首先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学说,经过不断的承继和演进,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代表,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治原则,并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国实践。中国古代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把法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国家和人民的御用工具,后世封建统治者采取儒表法里的学说。从法治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法治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基本涵义有着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道路,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只能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循序发展的渐进之路。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

梁启超的教育哲学,是他的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其基础是他一直倡导的学术自由思想。他明确地反对思想学术"定于一尊",反对学界"宗师一统",而主张"学界各派并立"。在谈到教育思想时,梁启超明确主张"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由此,他提出了"尽性主义"的命题,即认为应该把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作为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每个受教育者,必须注意保护和培养自己的自由意志,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价值;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趣味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他看来,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趣味教育",他认为,成功的教育事业,全在唤起受教育者的趣味,培养人们对做学问的乐趣,这才是教育家最大的本事。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无论是"尽性主义",还是"趣味主义",都是对传统教育思想一种尖锐的挑战。     

江泽民法治思想研究

江泽民法治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加强社会主又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民主与法制紧密结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立法工作;加强经济法治;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加强法制教育;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设政法队伍;认真学习法律和法学知识,加强法学研究和建设;强化法律监督;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等十三个方面对江泽民法治思想作了概述.     

江泽民与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宪政拓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宪政之路。首先,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原则．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政发展奠定了基石;其次,“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进一步扫除了思想障碍,实质上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发展之路;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走向现代化、宪政化。     

学校管理中“德治”问题的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这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方略的完善和发展。“法”与“德”在国家治理上具有双重作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教育工作者应深刻领会,认真执行,在学校管理中真正做到“以德育人”。     

道德建设与法治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重要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 ,善于总结经验 ,注重实践提炼取得的在治理国家基本方略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领域的新发展。故此 ,从理论和实践视角来积极探讨道德建设与法治的作用关系 ,对这一思想的实践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从法治的含义和折射出的本质及其原则来看 ,道德的影响和作用深刻地体现在道德建设是法治实施的内在精神源泉和支柱（一）从法治社会关于法治建设的一系列原则考察。“法治”在当代最具权威的法律百科全书《牛津法律大辞典》所界定的含义是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