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李大钊的民治主义自治的异同

梁启超和李大钊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先驱和传播者,其思想对当时社会以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随着当时中国社会背景条件不断发生着巨大变化,他们的思想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梁启超在追求富国强兵的目的下,反过来就拟建置国家和政治的性质与结构,考虑个人自由与自治的立场。而李大钊所推崇的立宪政治亦蕴含着自由思潮和民治主义。本文通过剖析对比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李大钊的民治主义的自治思想,来解读二位思想大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梁启超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从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界定了“法治”这一概念;并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出发,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声呼吁“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关于法治的实行,梁启超提倡“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民国初年梁启超的政党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时局动荡、外强欺凌的近代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积极从事政治救亡活动。在民国初年,梁启超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政党的组建工作中,目的是实现他政党政治的政治抱负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了建立统一的政党以图在国会竞选中取胜。在这期间他利用各种手段积极宣传他的政党思想,本文就据此展开分析。     

梁启超的女子解放三部曲

梁启超的女子解放思想可以为三个向度：身体解放—戒缠足;思想开化—兴女学;男女平等—倡女权。但不论是从身体、思想还是政治上争取女性的解放,都是梁启超试图塑造＂新民＂的一种途径,通过提高作为＂国民之母＂和＂女国民＂的女性的身心素质,进而实现强国保种梦想。他的女子解放思想关注的只是大写的虚拟的作为国家构成元素的女性,而不是小...     

论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维

杜亚泉是"五四"文化论争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因为主张"文化调和论"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学界对杜亚泉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陈独秀的文化论战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上,即主要是他的文化观。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却少有论述。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他的国家观、政治革命观、共和政体观和理性的政治思维。从杜亚泉对国家的分析,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分,可以得出杜亚泉是一个理性的、现实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革命与共和政治思想以及理性的政治思维,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仍然有重要意义。     

我国宪法不宜规定示威自由——和谐视角下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点反思

请愿和示威都是国民的集体政治活动,两者具有一些共同的形式,但性质却是严重对立的。请愿是向政府提出愿望和要求,希望得到重视;示威则是向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示以威胁,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请愿是以承认现行法制为前提的,示威则具有革命的性质。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结束革命并预防新的革命发生。因此,宪法确认国民的请愿权,保障请愿自由,符合宪法的基本原理;宪法规定国民的示威自由则不符合宪法的基本原理,是宪法的自我否定。部分国家的宪法规定了示威自由,这是复杂的政治历史和革命运动的产物。当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时代,当中国进入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我国宪法中的示威自由应当取消。     

梁启超文学革命口号的内在矛盾

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在他同时代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一千多万字的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富有时代内容、思想底蕴深厚的新体散文。他在各类文学体裁上都有尝试和探索．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以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改革理论文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新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先后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旗号。但他的这些文学革命口号是内在矛盾的。这也决定了他文学革命的最终不成功与收效不明显。     

论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则是其宪政思想中的一个光耀的亮点 ,建立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宪政制度 ,是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的核心目标之一 ,他对封建专制政治恶政府的认识和批判、对近代法治政府的构想和追求 ,对当代法治政府建设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观及其实践探析

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把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来考虑,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中国共产党早期国家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思想过程,即从一开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逐渐转向结合自身实际考虑建国方案。但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失败了,"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即各革命阶级联合政府的理想破灭了。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状况重新加以审视,以尽快找到实现重建国家政治理想的新道路。     

澳门在西学东渐中的地位

澳门是西学东渐的植入点。西方传教士最初到中国传教， 都以澳门为第一个落脚点， 他们在澳门建立教堂、医院、文化设施， 使西方文化首先扎根澳门。澳门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内地传播的散发点。西方传教士在澳门积累一定经验后， 以此为基地， 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 他们在传教的同时， 也大量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或翻译西方科技著作， 或参与中国的文化活动， 如修定历法、园林设计等。澳门是近代中国多次进步政治运动的舆论传播地和依托地。洪秀全太平天国革命，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 孙中山反清革命活动， 都与澳门有着密切的关系。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解读"婚内强奸"问题

婚内强奸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被提上价值层面乃西方 2 0世纪 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以后的事。本文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价值理念及社会背景不同等实际考察入手 ,提出我国应对婚内强奸以罪性论处的主张     

论特色--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点理解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中的“特色”二字,着眼点应该是“结合”;马列主义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体现出三个特点,即艰巨性、探索性、创新性。这就决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难、探索、创新工程和伟大事业。     

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

议行合一制作为我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之一,有其学理上的合逻辑之处。中国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基本符合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所论述的议行合一制。这一制度固有的弊端以及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昭示我们: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已是大势所趋。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     

“犯罪人心理“与“犯罪心理“辨析

"犯罪心理结构"之争,已经集中在"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这个焦点上.反对"犯罪心理结构"者认为,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心理在很多方面(甚至一切方面)同守法公民没有区别.因此,犯罪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犯罪人心理"的学科.这是一种违反逻辑的、必将导致取消犯罪心理学的推论.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要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这两种调控手段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使之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必须努力做到道德法制化和法律道德化.一方面,要把道德义务按照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义务,赋予道德基本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法律要始终以道德信念、道德教化为基础,尽可能使道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     

“不知者无罪”还是“不知法不赦”——浅论违法性认识理论在大陆刑法学说中的演进

不知法不赦来自一句古老的罗马格言。此原则强调“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是有害的”，行为人对于法律认识的错误，并不能成为其逃避惩罚的借口。美国司法判例中的“不允许对法的不知”原则，被认为是刑事程序中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原则之一。二战以后，随着人类社会日益进步和各国刑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一古老的原则也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严格坚持不知法不免责导致了一些不公正的审判的出现，许多国家的刑法典开始对此原则进行修正。不可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免责，而可以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只能减责。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缺陷与朝鲜"核危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核裁军领域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条约,由于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核大国与无核国通过斗争妥协所得到结果,因而它在确定有核国与无核国权利义务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尤其是无核国应当获得的"不受核攻击"的安全保证在条约中未得到很好的体现,引起了无核国家的不满和质疑.目前所爆发的朝美"核危机"也从侧面说明该条约到了需要修改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