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圣”而“庸”:韩非思想中的君主与秩序

法家所关注的是一套客观化运作的官僚制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君主极高的个人品质,秩序的运作又追求最大程度的排除君主个人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导致法家在君主和制度之间徘徊。这在韩非由"圣"而"庸"的政治秩序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是其乃至整个先秦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深层结构。     

“儒家思想的法家化”与“儒法并存”之商榷——简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元价值

"儒家思想的法家化""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表述方式,仿佛是"法家思想"不仅在内部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转换,并且是主动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对决,把它排挤出政治实践舞台的中心地位。这能从我们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应证吗?这到底是"儒家思想的法家化",还是"儒法并存"?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这两种思想的、发展及应用程度方面去对比探讨。     

常变之间:“圣王今王化”到“今王圣王化”——法家历史观再认识

先秦法家的历史常变观,实质上是对于具有内在超越性的"百世可知"的"道"的否定,表现出反传统的态度,但其国家主义的立场和僵化的人性观造成了对于"不法常可"的"应时"精神的反动,并最终走向固步自封。在古今观方面,法家则展开了"圣王今王化"与"今王圣王化"的双向论证努力,前者的立论颇具针对性,而后者的效果则大可置疑。论者多持有历史进化论和进步历史观的判断,认为其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演变规律,并表现出相信今胜于古的强大自信,殊为不易。这也就是法家政治和社会实践在短期内取得了千古一帝式的成就所在,但转眼间二世而亡。面对巨大的历史教训,有必要对于先秦法家的历史观进行重新审视。     

韩非“德则无德”之“德”论

韩非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历来重视他法、术、势的一面,对其"德则无德"的形上道德问题较少关注。在韩非那里,"道"不仅是万物的始源,还是判断是非的纲纪,而"道"成就万物的过程即是一种"德";就万物而言,依循"道"成就自身,是一种获得,这样,"道"、"德"、"得"便相通起来。具体而言,"德"是"道"润滑万物的一种外显形式,并体现在韩非"义"、"礼"、"法"的德论思想中,正确认识韩非的这一思想,无疑对我们认识法家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     

“任法去私”与商鞅的政治公共理性

整部《商君书》的政治理念就是通过壹于农战而追求富国强兵,它最直接地规定了法家追求垄断和效率最大化的思想本质,确立了法家思想中公私观念的内涵。与此同时,商鞅这种强烈的功利性反倒催生出了"为天下位天下"的政治公共理性。这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公天下"思想,除了从黄老思想的脉络中来理解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视角和途径。     

由“圣”而“庸”：韩非思想中的君主与秩序

法家所关注的是一套客观化运作的官僚制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君主极高的个人品质,秩序的运作又追求最大程度的排除君主个人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导致法家在君主和制度之间徘徊.这在韩非由“圣”而“庸”的政治秩序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是其乃至整个先秦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深层结构.     

礼法之争下的严刑峻法

儒家推崇"礼治",法家则重视"法治"。因而谈及严刑峻法,人们往往联想到法家的重刑主义,而忽视儒家思想对于严刑峻法的影响。为更好地探寻我国刑法严刑峻法的历史渊源,有必要从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两个角度切入分析。     

法家“以法为本”的管理制度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主张法治的一个学派。所谓“法治”,就是要求以法治国,即要求用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法令作为最高准则,来管理国家和治理天下。这个思想,与儒家的“人治”思想和“礼治”思想很不相同。由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各个诸侯国的当权人物．他们既是管理理论家,又是管理实践者,因此可以说,法家学派是当时与现实的社会管理活动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管理哲学流派。     

韩非“法治”思想述评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后世对其思想褒贬不一,总体而言褒少贬多。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韩非的"法治"思想作为古老的政治智慧,必有其科学的一面,对当代社会管理具有借鉴作用。梳理相关文献,从现实背景和思想基础两方面概述韩非"法治"思想的渊源,具体论述"人性自利,法必公开,以刑去刑"三大主要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斥“法家统一有功论”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百般歪曲历史,制造了一个所谓“法家统一有功论”。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四人帮”却说什么“凡是法家都是坚持统一的,凡是坚持统一的也都是法家”。在他们的笔下,法家成了统一的缔造者、维护者,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压迫剥削人民的帝王将相,竟然成了历史发展主流和人民愿望要求的代表者。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必须给予严肃的批判。     

谈谈“以法治国”

在我国历史上 ,“权”与“法”的矛盾 ,一直是治国为政者头疼的问题。毫无疑问 ,产生法治思想的久远 ,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骄傲。“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这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 ,在战国时代就提出了。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 ,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 ,建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完整的法治理论。他主张法令一经公布于众 ,就具有不可违背的威力。“境内之民 ,其言谈者必轨于法。”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法律的效力。这些思想作为法家学派的理论 ,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追溯历史 ,它对中国封建统治确实产生过积极影响 ,并断断续…     

省政协举行“名人名家讲座” 张连珍主持

8月16日,省政协举行第三十二期"名人名家讲座",省政协主席张连珍主持讲座。讲座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以"汉武帝的治国方略与用人之道"为题,详细讲述了汉武帝的人生经历,深刻剖析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系统总结了汉武帝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张连珍在主持讲座时说,汉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被人称道为汉武盛世。他确立了国家主导统治思想,既崇尚儒术,又重视吸收法家精神;注重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善于用贤任能,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从严治     

从“以党代政”到“依法行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式上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从"以党代政"到"依法行政"是我党在执政方式上由传统向现代的伟大嬗变.这一转变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迎接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挑战而做出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线对此进行了探讨.     

浅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就《韩非子》中所述实行“法治”的原因、立法的指导原则、执法的指导原则这几个方面,浅要地分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三个代表”－跨世纪党建工程的主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跨世纪的征途上提出了用"三个代表"建设党的思想,解决了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挑战,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时期的建党思想,突出了国情特点、时代特点和历史特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反腐败要从领导干部抓起－－建国初期“三反”运动经验探析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五十年代发动了一场以反贪污为中心内容的"三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党中央及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作用,采取了各种有措施,从而保证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管子》良法之治与法的至上性思想分析

《管子》托名管子,实为春秋战国时期齐稷下先生们的论文汇编,其中的法治思想不同于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秦晋法家,也不同于作为"德主刑辅"的儒家法思想,具有齐法家的特点,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良法。《管子》中的法治信念、立法依据从人性出发,其目的是要达到民富国强、社会和谐有序;在强调法的至上性的同时,注重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运用;其法治的实施在为齐国取得了称雄诸侯的霸主功业的同时,国民没有遭受到严刑竣法的暴虐。     

荀子、韩非子“术”思想比较

＂术＂是一个中性词,并非法家所独有。从孔孟到荀子,再到韩非子,＂术＂思想的逐步凸现,反映了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还原了政治生活的本质。＂外儒内法＂架构的长期稳定,是对从＂礼法＂到＂法术＂转换的辨证否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理论飞跃－－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这一历史主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全面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     

儒法同源:早期儒法关系考

早期法家由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特殊性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其源头之一即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外王思想 ,其思想体系具有与儒家融合和互补的特点。早期法家注重联系社会现实 ,积极参与政治实践 ,其目标和出发点与儒家殊道而同源。早期法家代表人物通常具有儒家背景 ,因而其社会实践带有儒家痕迹 ,同战国中后期法家具有明显的差异 ,严格意义上来说 ,早期法家是儒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