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消费税收制度研究

生态消费税收制度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引导理性消费,国家对特定消费物品和消费行为所进行的税收征纳制度。生态消费税具有导向特别明确、环境保护作用特别明显、平衡社会收入与财富特别有效的特性。生态消费税的经济理论基础是消费外部性,法学理论基础是国家基于财政权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生态消费税的课征原则是限制性、节约性和受益性原则。我国应当开征消费副产物税、燃油税等消费税,加大在奢侈品和奢侈行为方面的消费税收调控力度。     

论房产税改革路径的法治化建构

我国现阶段的房产税改革因循行政试点路径,其合法性存有瑕疵,实践中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与现代国家治理观念不相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并首次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表明未来的房产税改革应当以全国人大制定《房产税法》的方式推进。立法与改革是良性互动的,改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立法也能够增强改革的科学性与正当性。推进税制改革的过程应当同时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过程,而房产税改革最需要、也最适合立法,有望成为其突破口。在房产税立法过程中,应当平衡好立法与行政、国家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三对关系,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让改革在法治保障下顺利推进。     

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法治考量

我国当前的税制改革以改造税种且简化税制、调低间接税的宏观税收负担比重、改进税收征管效率为核心,进而促进和保障中央地方收入划分规则的改进,除此,还应当促进微观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税收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及其再造税制的结果都应当服膺于税收法治的要求。货物和劳务税制之再造应当遵循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环节、简化税制结构、改进收益划分的思路,基于"对货物和劳务普遍征收增值税、选择特定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的定位,分别制定"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与此同时,废止大部分收入归地方的营业税和由中央独享的车辆购置税。货物和劳务税制再造的目标是:增值税的税率结构简化、税收负担适度降低,由中央分享75%逐步过渡到中央独享;消费税的税率结构应当体现经济政策中的限禁意图,由中央独享逐步调整到地方独享。两税分别由国家和地方税务局负责征管。     

税收法定原则重在实质落实

8月底,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此次立法是将现行排污费制度改为环境保护税,以构建绿色税制,开启以税治污的新常态.除了这些具体立法目标,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在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修改后的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分别作出明确要求和规定后,环保税法是首部进入立法审议程序的单行税法草案,从而迈开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     

CFC税制征税对象的比较分析——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为视角

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突飞猛进,资本跨国流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亦日益成为常态,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为实现税负最小化,投资者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一个重要的筹划手段就是在低税国（地区）或在避税港设立受控外国公司来递延税款从而实现国际避税.这一现象的存在严重侵蚀国家税基,2008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首次规定了CFC税制条款.鉴此,本文试从我国立法与其他国家税法中CFC税制的征税对象入手,运用综合比较与归纳分析的方法,探讨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以保证我国税收实践中CFC税制的可操作性.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际税制竞争力的提升路径

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竞争是国际税收竞争的核心,一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税制的竞争力。近年来,各国提升国际税制竞争力的主要举措包括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加强税收协定中消极所得预提税税率的法律协调以及对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制度进行调整。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当在总结国内外国际税制改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国际税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即加快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完善税收协定中的消极所得条款,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以应对支柱二规则带来的挑战。     

美国能源税收激励法律制度介评

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税收立法充分运用了体系复杂、内容缜密的税收激励措施来实现能源管理目标。一百年来美国能源税的立法因时而变,随国家能源政策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服务了不同时期国家能源经济的发展需求,促进了能源消费结构从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然而,只有简化税制、减少法律制度的冲突、建立税收激励的长效机制,才能促进能源税收立法的完善。     

税收中性原则与我国的税制改革

税收中性是西方税收学界所倡导和推行的一条重要原则。我国 1 994年的税制采用这一原则 ,提出公平税负。这一原则实施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些年 ,税收立法和税收征管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妨碍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 ,导致税收征纳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公平。当前探讨税制改革的方方面面 ,都可以统一在税收中性的原则之下 ,尽最大可能贯彻这一原则 ,使我国的税制趋向合理。     

中国金融税制的问题分析与立法完善

健全的金融税制是促进中国金融业稳健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中国金融税制的现状与现行金融税制存在的问题来看,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应当将金融税制的构建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努力建立公平、科学和健全的现代金融税制。     

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以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为中心

自2013年中央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和税收法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税收领域主要采用的“一税一法”的平移立法模式，仍然存在税制过于简单、重点领域税制改革和立法任务仍未完成、各单行税法之间缺乏有机统筹和关联等问题。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的法律保留，仅是税收法治的一项要求。作为一项形式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服务于税收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应依税收法治的实质价值追求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税收执法实践。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以“良法善治”为根本要求，以更深层次的机制满足税收法治的价值追求和原则要求，实现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     

“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识与冲突——基于实验主义治理的解释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改革不仅体现为传统税收原则的失效与调整,更体现为传统税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变迁。有害税收竞争、税收规避等新治理挑战的凸显,使得旨在解决“多重征税”问题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难以为继。经合组织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秩序改革共识与各国单边主义征税行为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图景。如何对并行存在的共识与冲突提供整体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分析不同机制的相互影响关系,既是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需要,也是实践方面探索“数字税”未来改革进程、实现多边共识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演变历史的回顾与逻辑的梳理,总结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参与“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多重行为,进而以实验主义治理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框架性目标设定、政策学习过程、改变现状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提供了整体解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复杂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生态税收法律制度简论

生态税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而对特定的行为人所开征的税收.从国内外税制发展的现状,并结合我国的税收现实来分析费改税的理论研究进程,对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和生态税法律制度均有一定的现实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避税规制的法律路径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之下，传统税制下的反避税规则面临巨大挑战。此引起各国对反避税问题的高度关注，保护税基和获取税源成为各国税制改革关注的重点问题。为了凝聚数字经济下税收秩序重构的共识，国际组织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然而，无论是OECD提供的双支柱方案，还是联合国的数字服务支付方案，都未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反避税规则的构建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新老交替、单边立法与多边协定并存的阶段。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综合考虑税收竞争因素，抓住数字经济给所得税领域带来的联结度、数据和所得定性等三大问题，不断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在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秩序框架构建的同时，将单边措施作为过渡方案，进一步构建中国化避税规制话语体系。     

我国工商税制体系趋向完备

我国工商税制体系趋向完备刘隆亨我国今年１月１日施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内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等七个新税种，标志着新的工商税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再加上日后还将陆续出台的如证券交易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设置的税种，...     

谈市场经济税收原则

早在200多年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就提出了效率与公平的治税原则。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为了追求理想税制提出了种种治税原则。最有影响的并取得公认的原则,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总结我国的税收立法实践,吸取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的税收立法原则的时候,发现效率与公平原则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存     

从个税修改看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的存在须有法的同时存在,要有法的保证,有税必有税法,而税法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法律规范方面都发挥着重大作用。针对目前税收立法的不足之处,我国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实现依法治税目标。     

我国税收行政立法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出路

虽然行政立法构成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但税收行政立法行为与税收行政立法授权同时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前者表现为有相当一部分税收行政立法的法律依据不明确,有明显的越权立法之嫌疑、特别授权立法违反《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的要求、部分税收立法的内容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后者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规定的授权缺乏宪法或法律依据等。我国税收立法合法化改革的主要途径是税收立法权的合理回归,即建立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税收立法为主、以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为辅的税收立法新格局。这一新的税收立法格局既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我国税收立法的现实。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税收立法原则之探讨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的深度结合,具有与传统产业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立法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分析现行有关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立法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税收立法应当遵循增强系统性和针对性、保持稳定并适时调整、有利于参与国际税收竞争等原则。     

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正名与规范

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是要求征税权由立法机关保留,但税收调控权不应由立法机关垄断,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不应笼统地适用于所有有关税收调控的立法行为。行政立法可以规范消费税的基本制度,以及仅涉及部分行业、部分地区的税收调控措施。同时,应当设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宏观调控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税收调控中的所有行政立法,并且在宏观调控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税收调控中行政立法的前提条件、行政立法中可选择的调控措施及调控幅度。     

纳税便利原则研究

方便并有利于纳税人为核心内涵的纳税便利思想,应贯穿于税收立法与税法实施的全过程,并作为一项基本的税法原则固定下来。在事实层面,纳税便利原则以多种表现形式存在于我国现行税法规范之中;在价值层面,纳税便利原则强调从保障纳税人基本权益的视角进行税制构建与税法实施。纳税便利原则根植于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与人权保障原则,主张国家有义务为纳税人提供与其履行纳税义务相匹配的便利条件,税收立法确定、简便、易懂,税收执法规范、科学、以人为本,是形式方便与实质有利、征税便利与纳税便利的有机统一。纳税便利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效率原则、量能课税原则存在联系与区别,对改善我国税收法治环境、规范国家税权、完善实体税制及征管机制具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