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三维模式——以“毒胶囊”事件为起点

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正在形成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三维立体模式并可进一步加以完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着重于一般预防,主要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资格刑的配置着重于特殊预防,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可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的资格刑;对监管责任的强调和特别规定,则旨在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及时发现和查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控制犯罪风险。     

资格刑新探——外国人在境内犯罪的刑罚设定与适用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入境实施犯罪的外国人空前增多，而可适用的资格刑种类却失之单一、内涵较为模糊、可行性缺失，难以有效地防范该类犯罪现象的频发。应对这一现实，保留和完善驱逐出境这一资格刑种类，增设非驱逐类刑，健全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成了应然之选。     

资格刑改革论要——以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为中心

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立法缺陷明显：“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称谓政治色彩浓厚，资格刑分立制和复权制度的阙如可能产生刑罚的过剩及资格刑单一、适用范围过窄可能导致刑罚的不足。要提高和充分发挥资格刑独特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效，有必要在充分检视其立法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完善。     

贪污罪法定刑的配置和完善

文章结合法定刑的配刑原则,即统一配刑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讨论了刑法典中贪污罪法定刑配置方面的缺陷,如起刑点的模糊、财产刑的可并或不并、资格刑的空缺、死刑的浪费等。最后,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如删除生命刑、延长自由刑、完善财产刑、增加资格刑、明确起刑点等。     

论单位犯罪的刑种完善与增设

单位犯罪的刑种问题是单位犯罪制度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作为单位犯罪的传统刑种,罚金刑优劣并存,需要完善。为了更好地预防单位犯罪,并体现对单位犯罪的惩罚正义与预防功利的价值兼顾,单位犯罪的刑种应予以增设,有待增设的单位犯罪刑种有名誉刑、资格刑和没收刑。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短期自由刑改革

本文在探索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厚历史渊源中寻求其近现代新内涵,并以之为视角,通过对其蕴涵的效益价值分析,来审视我国目前短期自由刑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弊端。笔者认为在保留短期自由刑的前提下,对其弊端可从立法、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完善资格刑与短期自由刑裁量制度等方面来替代和完善。     

对我国资格刑的反思与重构

完善我国现行资格刑制度首先在立法观念上应弱化其政治色彩,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其次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实行资格刑分立制并明确各资格刑的适用条件。     

论金融犯罪刑罚的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存在重刑主义倾向,不仅不能效预防和遏制金融犯罪的再次发生,而且有悖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应当废除伪造货币罪和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有步骤地取消金融犯罪拘役刑的规定,细化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完善倍比罚金制和百分比罚金制规定,取消无限额罚金制.合理增设资格刑,对自然人剥夺或者限制从业资格,对单位停业整顿或者解散.     

资格刑类型扩充论——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有资格刑配置、扩充资格刑类型的契机。可以考虑将禁止令这一非刑罚处罚措施,根据其所禁止的内容予以分解,上升到刑罚的层面,补充完善资格刑的类型;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使我们有必要考虑将剥夺特定资格（技能）为内容的行政处罚措施改造为刑罚措施,并增设单位犯罪的资格刑。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我国矿产刑法规范的若干检讨

世界主要国家都以特别刑法模式对矿产资源的刑事规范给予了制度化,并确立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双重法益;这对我国调整刑法结构,确立经济刑法的理念提供了有利参考;国外矿产刑事制度中的资格刑、无过错刑事责任制度也为我国在该领域奠定了立法创新的基础。非法采矿设备的刑事处置、日益严重的战略资源走私、资源与环境紧密结合的自然特点等现象为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立法构筑了新视角。     

从冲动到理性——刑罚目的三次大修正考察

刑罚目的的最初追求是单纯的报应，即以惩罚犯罪人为唯一目的，以后相继经过三次重大修正：第一次是从绝对报应到一般预防，第二次是从一般预防到个别预防，第三次是从个别预防到惩罚与预防兼顾，并以矫正为最终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问题研究——以绵阳市涪城区少年管教现状的调研为例

未成年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性，立法体系应该在犯罪要素的框架内单独考虑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处遇体系。重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及建立一个有针对性的少年刑事处遇体系，有效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而达到更好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目的。     

增设以单位犯罪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刍议

提出了增设以单位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并从与单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和刑罚体系科学性的要求两方面论证了必要性,从我国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经验可供参考与国外关于资格刑立法可供借鉴两方面论证了可行性,同时设想设立停业整顿、限制从事业务活动、强制撤消三种资格刑。     

刑罚正当根据论

传统的刑罚正当根据学说主要有报应论、预防论、折衷论和忠诚论,但这四种学说不能构成刑罚正当根据学说的科学阐述.刑罚正当根据学说之科学立论是统一论.     

论融资犯罪金融风险的刑事控制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建筑于融资者不披露或者违规披露与融资相关信息的事实基础之上,通过对融资欺诈犯罪的打击,控制融资市场中信息披露严重违法行为所创制的金融风险,通过对融资诈骗犯罪的打击,控制投资者基于重大诈骗行为而可能遭受的个体金融风险。刑事立法应以融资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控制为视角,重构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刑事司法应以避免融资市场的类型化风险为核心、从实质解释的视角对融资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阐释。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