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以单位犯罪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刍议

我要刑法中至今无以单位犯罪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本文提出增设以单位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 ,并从与单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和刑罚体系科学性的要求两方面论证了必要性 ,从我国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经验可供考参考和国外关于资格刑立法可供借鉴两方面论证了可行性 ,同时设想设立停业整顿、限制从事业务法动 ,强制撤消三种资格刑     

资格刑类型扩充论——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有资格刑配置、扩充资格刑类型的契机。可以考虑将禁止令这一非刑罚处罚措施,根据其所禁止的内容予以分解,上升到刑罚的层面,补充完善资格刑的类型;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使我们有必要考虑将剥夺特定资格（技能）为内容的行政处罚措施改造为刑罚措施,并增设单位犯罪的资格刑。     

论我国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

[摘要]劳动犯罪与劳动相伴而生，刑法对劳动犯罪的规制是保障国家劳动管理体制正常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劳动犯罪的刑罚承担着实现刑法价值和劳动法价值的双重使命。我国现行《刑法》对劳动犯罪的刑罚配置上仍存在侧重科处自由刑而轻视罚金刑、对单位劳动犯罪的罚金额度规定不明确、劳动领域渎职犯罪的处罚轻于其它劳动犯罪的处罚、劳动犯罪的资格刑处罚空位等不足，故应在坚持刑罚的相应性和比例性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域外立法的有益经验，在劳动犯罪的刑罚轻缓化、罚金刑、资格刑、单位犯罪等方面完善刑罚配置。     

论我国刑法中管制刑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管制刑的规定条文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适用范围缺乏科学性，劳动内容的取消降低了约束力，而且没有规定对特殊主体适用管制刑。应当从刑法总则与分则两方面完善管制刑的立法，如增加规定特殊主体适用管制刑、规定数罪并罚制度、变更管制刑刑期和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等。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从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考虑,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应基于广义视角.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目前我国商业贿赂犯罪在犯罪问题上存在贿赂对象狭窄、谋利要件累赘、行为方式单一、贿赂范围小等问题;在刑罚问题上存在着刑罚幅度不平等、死刑设置不合理、罚金刑地位缺失、资格刑功能错位等问题.在犯罪问题上应从扩充贿赂对象、删除谋利要件、增设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在刑罚制度上应从刑罚幅度平等化、死刑设置国际化、增设罚金刑、改造资格刑等方面完善.     

论单位犯罪的刑种完善与增设

单位犯罪的刑种问题是单位犯罪制度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作为单位犯罪的传统刑种,罚金刑优劣并存,需要完善。为了更好地预防单位犯罪,并体现对单位犯罪的惩罚正义与预防功利的价值兼顾,单位犯罪的刑种应予以增设,有待增设的单位犯罪刑种有名誉刑、资格刑和没收刑。     

单位犯罪罚金刑的问题与完善

当前在我国针对自然人设置的刑罚体系下,单位犯罪主体的刑罚仅限于罚金刑这一种。不可否认,针对单位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着种种不足,具体包括:刑罚体系上存在问题,逻辑上欠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本罪的罚金过于统一;罚金刑数额规定上存在问题;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设定如下解决措施: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增设资格刑;对单位犯罪的罚金数额与自然人犯本罪的罚金数额加以区别对待;规范罚金刑的数额。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三维模式——以“毒胶囊”事件为起点

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正在形成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三维立体模式并可进一步加以完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着重于一般预防,主要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资格刑的配置着重于特殊预防,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可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的资格刑;对监管责任的强调和特别规定,则旨在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及时发现和查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控制犯罪风险。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实践考察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自然人被告的处罚极轻,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率高达62.3%;改判率较高,达16.4%;罚金刑的适用不统一。从立法上,要实现精准配刑,并且需要考虑将资格刑引入对单位受贿罪处罚的刑罚体系中,以弥补罚金刑功效的不足。能动的司法应部分修正立法失衡的不足,而不应将这种失衡推向极致。     

基于SWOT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设置资格刑之分析

侵犯著作权犯罪在现代社会日趋严重,近年不少国内学者提出利用设置资格刑的方式来遏制这类犯罪。通过借助交叉学科的研究视野,基于SWOT分析方法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设置资格刑的SWOT因素和SWOT矩阵进行了分析,认为设置资格刑并非一项简单工作,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具体策略出发进行设置。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正在形成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三维立体模式并可进一步加以完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着重于一般预防，主要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资格刑的配置着重于特殊预防，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可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的资格刑；对监管责任的强调和特别规定，则旨在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及时发现和查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控制犯罪风险。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侵犯商业秘密罪若干问题探析

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对商业秘密基本上形成了以民法保护为主、刑法保护为辅的法律保护格局,但是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一些争议和问题。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不应当包括过失,“重大损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刑罚设置应当增加资格刑,罚金刑应优先,要明确罚金数额。     

我国矿产刑法规范的若干检讨

世界主要国家都以特别刑法模式对矿产资源的刑事规范给予了制度化,并确立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双重法益;这对我国调整刑法结构,确立经济刑法的理念提供了有利参考;国外矿产刑事制度中的资格刑、无过错刑事责任制度也为我国在该领域奠定了立法创新的基础。非法采矿设备的刑事处置、日益严重的战略资源走私、资源与环境紧密结合的自然特点等现象为我国矿产资源刑事立法构筑了新视角。     

贪污罪法定刑的配置和完善

文章结合法定刑的配刑原则,即统一配刑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讨论了刑法典中贪污罪法定刑配置方面的缺陷,如起刑点的模糊、财产刑的可并或不并、资格刑的空缺、死刑的浪费等。最后,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如删除生命刑、延长自由刑、完善财产刑、增加资格刑、明确起刑点等。     

商业贿赂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商业贿赂犯罪有法典型、附属刑法型和耦合型三种立法模式,我国应当转换立法思维,采用耦合型立法模式。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应扩张至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避免出现处罚的空隙。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应当界定为利益,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商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应当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的刑罚应保持均衡。     

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具有刑法上之依据,但不具备内容的法定性,应将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予以法定化。民愤与量刑依据存在偏差,不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其对刑罚裁量能够产生特定影响;司法实践中“以强凌弱”的情况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     

一人公司犯罪主体论

一人公司属于刑法上的单位主体。经公司人格否定评价后的一人公司仅就特定事项在公司法上丧失公司人格,但仍具备成立单位主体的前提。如果因为犯罪行为而构成特定事项上的人格否定,则不能成为单位主体。经“单位主体否定”评价后的一人公司若属于有组织犯罪,应追究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