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随着《新的道路交通道路安全法》的公布实施,注意与行政法的衔接是合理划定犯罪圈,限制刑罚权适用的必然选择.醉驾入罪的标准决定刑法规制的醉驾行为的范围和醉驾的处罚方式,因此采用刑事立法的方法确定醉驾的标准是合理划定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制范围应有之义.醉驾...     

税收刑法谦抑性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谦抑性既隐含于税收刑法规范形成和适用的始终,也指引着税收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内在操作。作为规制税收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现有税收刑法对谦抑性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偏差,主要体现在税收刑法的立法模式、罪名设置、出罪机制、刑罚设定四个方面,不但与刑法谦抑性相违背,更阻碍了刑法谦抑性价值在税收犯罪防控中的实现。对于税收刑法的不足,可以从立法模式的重塑、刑事法网疏密的调节、出罪机制逻辑的完善和刑罚设置的均衡进行完善,使其走出打击和预防税收犯罪的困境。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我国海洋油污污染刑事追究之困境

我国法律对海洋油污污染规制主要是采取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措施,但依然无法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尽管《刑法》有设置环境污染犯罪,但其主要是以规制陆源污染为立法宗旨的,再加上现有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两个体系之间应该如何衔接,导致海洋油污污染的行为很难直接纳入海洋油污污染犯罪。我们应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建立刑事责任追究机制;整合现有的海上行政执法力量,由海警局统一行使刑事管辖权;授予海事法院刑事管辖权,直接受理海洋油污污染的案件;完善现有的污染环境罪。     

毒品犯罪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死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刑事司法实践在毒品犯罪死刑适用中对立法意图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科学分析.为体现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实现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严重的毒品犯罪"中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在刑事立法中,运输毒品罪不应保留死刑.在有必要对缴获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分析的同时,为在司法实践中规定统一具体的量刑尺度,实现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裁量刑罚标准的统一和平衡,应制定我国的《毒品案件量刑指南》.     

生产、销售假药罪作为行为犯的刑法经济评析

从规范层面看,刑法谦抑要求刑法经济;在应用层面,规制经济犯罪又要求贯彻刑法经济。《刑法修正案（八）》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了犯罪圈．使其由危险犯转变为行为犯。成为行为犯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行为与其结果的空间分离使其理论依据更加坚实。程序认定的便捷使其适用更加经济,但是,为了使生产、销售假药罪更全面地符合刑法经济．需要进一步明确该罪的犯罪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刑罚必要性的视角。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圈的扩大并不必然符合刑法经济。同时,作为行为犯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衔接过程过于烦琐。从刑法经济的角度出发,解决这两个罪行的衔接问题还要探寻新的路径。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职权行为的重要法律规定。对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共犯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应根据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与重要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四)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日对渎职罪的立法解释来进行。     

论新型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型毒品指主要依靠化学合成的毒品。新型毒品犯罪即指以新型毒品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行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生产消费本土化、涉案人员高知化和消费群体白领化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应当：在对制毒技术和制毒原料的刑法管制上,严格限制相关犯罪认定的标准,防止过度入罪;严格监管含有精神药物的处方药,在刑法上设立＂非法出具处方罪＂和＂非法提供处方药罪＂;创新与探索戒毒领域的制度,而不是匆忙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以更好地规制新型毒品犯罪。     

论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协调与衔接

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广阔,既表现在现有法律规范文本上,也表现在动态的法律调整范围上。我国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关系大体上是协调的,但也存在刑法的入罪不均衡、前提性规范模糊、法律后果衔接不畅等缺陷,应完善刑法妨害出入境管理犯罪的体系,改进出入境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的立法形式,加强对出入境行政法的法律梳理,合理协调刑法与出入境行政法的衔接。     

“危险驾驶”刑法规制之完善——兼论《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的设置,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由于危险驾驶罪立法设置在罪名、罪状、法定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人员对危险驾驶的犯罪行为在适用法律上仍无所适从。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入手谈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之完善,以期对刑事立法与司法有所裨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政策取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有区别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影响该罪刑事政策选择的因素包括刑法的谦抑性、金融管制的缓和趋向及选择性司法的负作用。未来我国对该罪的刑事政策取向为：重新确立入罪标准,提高刑罚确定性并制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亟须厘清几个问题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我国刑法中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在立法和概念上的关系亟须厘清,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也是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件罪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97《刑法》第402条对徇私舞弊不称交刑事案件罪作出了具体规定，这对遏制和惩治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本罪在犯罪主体的范围、“不移交”的内涵、“前提罪”的认定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加以专门研究，以完善刑事立法，加强司法认定的可操作性。     

论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期待可能性应以纯粹行为人标准作为判断标准.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深厚的生命根基,具有哲学与法学根基,具有人性基础并且体现刑法的谦抑,维护罪刑相适应原则并且有利于实现刑事责任功能.需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丰富和发展我国刑法理论,构筑更为科学的罪贲体系.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实践.期待可能性应作为一种执法理念贯穿刑事司法.确定其在我国犯罪论中的体系性地位对我国刑法理论界某些问题的解释、刑事立法理论与实践以及刑事司法均具有重要影响.     

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证券、期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是世界各国证券、期货立法中明文禁止的行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要有效遏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证券、期货类法律体系 ,及时公开内幕信息 ,重视对内幕交易的现场监视并及时展开调查 ,重新界定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亟需厘清的几个问题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我国《刑勘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我国《刑法》中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在立法和概念上的关系亟需厘清,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也是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轻罪治理背景下危险作业行为行刑衔接机制的检视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体现了积极刑法观导向下的轻罪立法,轻罪立法是轻罪治理模式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和安全生产风险预防的客观需要。对危险作业行为的规制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两种手段,二者的衔接直接影响危险作业行为的治理效果。当前危险作业行为行刑衔接机制的主要问题是立法衔接不够顺畅,执法合作不够完善,检察监督不够切实有效。对此,应该廓清危险作业罪入罪标准,明晰行政主管机关与公安机关的执法合作界限,提升检察机关的监督质效。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治理的立场：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食品安全犯罪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刑事领域而言，应对其采取多元化治理的基本立场，在立法上坚持严而不厉的惩罚策略，构建严密的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实现刑罚的轻缓化，符合刑罚的成本-收益考量；应保证案件移送衔接顺畅，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现食品安全犯罪的一体化治理，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考量；应建设企业合规体系，完善企业内部运行结构，增强食品经营企业防范刑事风险的能力，符合双方利益平衡的博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