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默示许可的确立与展望——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视角

版权默示许可产生于作品委托合同关系之中,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合同关系,受合同规则的规制.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中对作品委托合同中的默示许可予以承认.但随着数字技术性规则的产生及数字行业规则的影响,版权默示许可合同规则的适用面临着困境.对此,应当在合同规则的基础上,探寻与建构新的版权默示许可的适用规则.     

对技术合同法几个问题的研究

一、技术转让合同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关系问①我国技术合同法规定：“技术转让合同是指当事人就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非专利技术的转让所订立的合同。”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技术转让合同的一种。但在专利理论中，专利权的转让与专利的实施许可是全然不同的。专利权一经转让，专利权主体即发生变更，原专利权人失去专利的所有权或持有权，受让人成为新的专利权人，享有原专利权人的全部权利。而专利实施许可仅是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许可人不因此而丧失专利权，被许可人不能据此获得专利权．他仅有权实施该专利，…     

违反专利维持义务的法律后果

<正>【裁判要旨】专利权人应当诚实信用地履行对专利有效性予以维持的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将多个专利一并许可,部分专利失效终止,有效部分继续履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的“打包授权”条款无效,并不必然影响其余条款的法律效力。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法律审查研究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专利实施许可的基础性文件,直接关系专利技术的经济效益和贸易效果。专利技术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专利实施许可的复杂性,凸显了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法律审查的重要性。本文基于合同法律审查实践,从实施权、专利有效性、许可资格、关键性条款、限制性条款等方面开展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法律分析,确保签订较完备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有效防范技术贸易风险。     

合同法上的默示条款制度研究

在英关法系国家，默示条款制度是填补合同漏洞的相应制度。根据添加默示条款的依据可以将其分为三类：事实上的默示条款、法律上的默示条款、习惯上的默示条款。其中，法律上的默示条款又可以分为判例法上的默示条款与成文法上的默示条款。通过考察事实上的默示条款、法律上的默示条款以及习惯上的默示条款，可以看出，主导着法院添加默示条款的实质性思维方式是法律经济学的。沿着法律经济学的进路，传统的规范性默示条款理论不仅被简化了，而且人们的思考也被节省了。从实证的角度考察，无可否认我国合同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默示条款制度，但是欠缺体系化的研究与整饰。     

诚实信用：21世纪中国人的游戏规则

诚实信用，本是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商人之间的道德准则。最早将这个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是《法国民法典》。该法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这个“善意”即指诚实信用。此后，《德国民法典》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行性规范规定下来，并且从契约合同扩大到一切债的关系中。及至《瑞士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已扩张到所有民事活动中。该法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由此，诚实信用原则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法基本原则，被学者们尊称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几个问题探讨

<正>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指专利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人作为转让方许可受让在约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受让方支付约定使用费所订立的协议。就实质来讲,它是一种专利使用权转让的合同,当事人就专利实施许可订立技术转让合同,并不转移专利的所有权。专利技术的转让,大多是通过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这种形式来实现的。然而,对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一些理论问题,我国法学界存在不同认识,对此,笔者拟谈谈自己的看法。     

国际民商事合同中的默示选法问题研究

在国际民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默示选法的意图,得到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层面的广泛接受。但当事人默示选法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论。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应当是对当事人业已存在的默示选法意图之认定,而不是对其选法意图的推定或假设,而且,当事人的默示选法在本质上是明示选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实践中,据以确定默示选法的因素包括仲裁(法院)选择条款、相关交易中的法律选择条款、在合同中"提及"或"并入"某国法律以及标准格式合同等。在认定当事人的默示选法时,应将上述指示因素以及合同和案件的整体情况综合起来一并考量。现有条约和国内法实践表明,对于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问题,各国尚未形成一致做法。我们应该在承认当事人默示选法的前提下,一方面要严格默示选法的证明要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默示选法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相关难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默示许可是指在没有明示授权的情况下,被许可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许可人的行为推断其已为许可的作品利用模式。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的基于扶助贫困之许可既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我国著作权法律对默示许可的首次确认。除此之外,现实中还大量存在着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的作品利用形式,主要包括基于特定网络空间的默示许可、基于网络营销策略的默示许可以及基于惩戒权利人的默示许可这三种形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进行制度设计,有助于引导许可人和被许可人正确运用这一许可方式,有助于将当前网络环境下日渐增多的侵权行为纳入法治轨道,有助于澄清当下愈渐普遍的对网络著作权扩张的误读和误用。     

论专利许可与专利转让的对抗与继受

专利权人将专利许可给被许可人实施后,再将专利权向他人转让时,应当注意保护被许可人的既得利益,即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使其能够继续实施专利、维持事业的延续。专利实施权的对抗制度就是在此种条件下调整被许可人与受让人之间冲突的一项法律制度。独占实施权、普通实施权等不同的实施权基于其自身特点应该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在具有对抗效力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受到此种对抗的专利受让人的利益也应该得到重视。在特定情况下将许可合同的某些条款让其继受也是维护受让人利益的一种措施。在考虑专利许可的对抗与继受问题时,需要结合具体的合同条款来分析,以期达到三方的利益平衡。     

专利权担保融资的法定限度与合约扩充

专利权担保融资是知识产权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专利权的交换价值是其担保功能的法理基础.专利权担保的性质在法律上被界定为质押,专利权担保的效力以登记为要件.目前理论认为,专利权担保为介于抵押与质押的中间形态或接近抵押,其效力以担保合同生效为要件.由于专利权担保融资属于间接、非证券无形资产融资,因此受到三个方面的基本规则约束,即专利规则、担保规则和贷款规则.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专利权人与贷款人之间可以根据设定担保的实际需要依据合同自由原则补充法律规定之不足.     

专利权瑕疵的类型及其法律责任——基于合同法的视角

专利权瑕疵是一类重要的权利瑕疵。在专利法学中引入专利权瑕疵担保责任的概念,沟通了合同法与专利法,是民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深层互动的重要体现。实务中专利权瑕疵主要发生在以买卖合同为代表的有体物交易合同和以专利转让合同及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代表的权利交易合同中。在合同法的视角下,专利权瑕疵的救济方式主要包括中止支付价金、继续履行减价、解除合同以及请求损害赔偿等。     

质疑实用新型与发明专利的“衔接式”保护

现行的《专利审查指南》赋予同一申请人就相同的发明创造享有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衔接式”保护。这种“衔接式”保护不仅违反了禁止重复授权原则,而且造成了专利申请量的虚高和专利审查程序的复杂化,加重了专利局的审查工作负担,延长了同一发明创造的保护期。因此,必须废除《专利审查指南》所创设的“衔接式”保护机制。     

美国专利蟑螂的新近立法评析及其启示

专利蟑螂已经成为美国专利制度中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美国政府不断出台专利法修订草案和政策,意图遏制专利蟑螂,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然而,从近期美国参众两院提交的诸项法案来看,尽管存在分歧,但其整体立场已经发生明显转变,倾向于优待专利蟑螂。由此,以设立双方复审程序、提高禁令颁发标准以及限制司法管辖为代表的诸多重要专利司法改革成果,都将可能遭到弱化。结合美国的经验教训,我国应当尽早认识专利蟑螂并着手应对,从考察开放许可专利实施情况、增加"权利人商业模式"作为判赔考量因素、细化司法管辖规则、完善专利无效制度以及构建全面打击专利假冒行为制度等多个维度,预防和遏制专利蟑螂。     

专利请求权和保护期滥用争议的认定范围

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高科技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有关专利权滥用认定尺度的争议凸显迷离和重要.但是,作为研究根基的专利请求权和保护期滥用行为认定范围问题,理论尚没有统一,不同国家的操作原则莫衷一是.调查发现,滥用专利权行为不仅发生于垄断性专利中,更多地隐现在专利授予和执行的过程里.而且,专利战现象不仅仅限于中国,是全球性技术竞争的衍生品.无法回避的是,我国对于专利请求权和保护期滥用争议的认定范围,应当采取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广义外延,将专利滥用的认定和规制贯穿在专利保护战略的整个进程之中.     

Good Faith and the Ubiquity of the ‘Relational’ Contract

The judgment of Leggatt J in Yam Seng Pte Ltd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rporation Ltd shows the common belief that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 does not have a doctrine of good faith to be mistaken. That law does not have a general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but its doctrine of good faith, articulated through numerous specific duties,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according to the intentions of the parties than a general principle which invites the imposition of exogenous standards. That Yam Seng involved a relational contract does not mean that paternalistic exogenous standards should be imposed. It means that the good faith obligations essential even to a commercial contract of this sort must be implied in order to give efficacy to the fundamentally co‐operativ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美国《专利客体适格性审查指南》的最新修订及评述

因应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变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在近十年里频繁修订《专利客体适格性指南》(PEG),前五年的内容变化较大,但随着2014年之后Alice/Mayo测试法的确立,近五年的修订集中在对该测试法的小修小补之上。2019年两次最新修改就是完善该测试法、提高法律适用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努力。此次改革成果主要表现在归纳、提炼了近年司法判例,对抽象概念等司法例外予以类型化,而且细化了判断“指向司法例外”的步骤,从整体考虑司法例外是否被“整合”成适格的实际应用。这为审查员和业界提供了较清晰的指引。但如何明晰关键概念的范围,判断成功“整合”成适格客体,尚需很多努力。而且,以往可能会被驳回的许多专利申请,可以藉着新指南的要求进行修改,从而通过客体适格性的审查。我国新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所构建的客体审查制度是我国现有专利实践的总结,与美国虽有不同,但落脚点实质相似。     

缔约接触阶段之利益受领行为的民法规制

对于一方当事人在缔约接触阶段从另一方受领利益，却并未明示同意另一方的交易条件的情形，民法体系中看似分散的各种解决途径在利益衡量层面实际上具有相通的功能。对中国和德国相关法律状况的分析显示，在可能的情况下，法院对规则适用的检索应遵循可推测行为（默示意思表示）———不当得利———缔约过失或侵权行为的顺序，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依次寻求实现利益共同增进、权属清晰化和固有损失最小化这三个目标。事实合同理论作为行政管制色彩浓厚的另类解决途径，在此类案件中具有替代上述一个或更多制度而发挥相同功能的潜在可能。     

对职务发明成果归属的新思考

新修改的专利法在职务发明成果归属问题上确立了合同优先原则，这是相对的进步，但我们应更进一步，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确立在本职工作中或单位交付的任务中作出的发明创造，应“归于”发明人和单位共有，而仅仅利用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应直接“归于”发明人个人所有，单位享有优先有偿实施权的新制度。     

专利价值之谜及其理论求解

在当今专利制度中,尽管多数专利的价值往往少于专利申请和维持的费用,但专利申请案和授权量却急剧增长。这被称之为专利价值之谜,其理论求解应从专利获取的目的出发。竞争者之所以通过申请大量专利的方式形成专利组合,是因为它既是竞争者的防卫之盾,也是其进攻之矛。非竞争者所拥有的专利组合备受人们指责;但事实上,非实施企业拥有的专利质量大都可靠。此外,大量专利的形成是专利制度为鼓励专利竞赛有意而为的结果。因为由大量专利结合而成的专利组合能够区分市场上真正的创新者和模仿者,从而保障创新者的竞争优势。我国应该采取合理的措施鼓励我国的创新企业形成自己的专利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