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呼唤”社会管理“回归”

社会的管理作用未能有效的发挥,是导致我国近年来社会管理问题比较突出的主要原因。政府管理一贯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坚持"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理念,哪里有问题"眼睛"转向哪里。通过对外国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实例研究,发现在西方社会中推行这样一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思想"小政府、大社会"的法治原则,即让社会管理回归社会。让社会来承担管理职能。将管理"回归"社会是社会管理的核心理念,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核心理念的直接贯彻与体现。     

以“脚力”走出诉源治理的“兴”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行善”还是“作恶”——不辨自明的“包身工”真相

对人尤其是对残疾人权益的普遍尊重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在我国,对个人权益的普遍尊重是近代社会以来才开始的事情,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等现代人权理念随着社会的变革逐步内化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原则。新疆托克逊县＂包身工＂事件提示我们,社会迅速转型固然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文明成果,但也可以使某些落后、腐朽观念的传播变得肆无忌惮。事实上,即便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也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不应该违背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最基本道德底线。     

新时期社会“矛盾论”与“稳定观”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两大变化: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须对转型社会的矛盾论有新认识,对稳定观有新思考。一、转型社会中的矛盾论     

“小巷总理”的精彩人生

近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管理问题,提出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关键在于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曙光”照亮前路 “牵手”助力归途

近年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司法局聚焦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帮扶重点难点,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孵化培育社会公益组织——"曙光帮教志愿者协会",搭建"牵手回归"平台,采取项目化运作、社会化服务、专业化帮扶的方式,先后帮助辖区565名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从“大家族”到“家天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家”、“国”、“天下”的内在逻辑演进

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法制之洪流似已势不可挡,而于各国之传统云云,或言之甚少,或不得其要。盖一国之传统者乃一国立国之基,强国之本,绝非可有可无之附庸。若论及我国古代社会,其传统之所在或可以家、国、天下之逻辑概而言之。此三者相生相随,相辅相成,把中国古代社会从宗法制阶段、封建制阶段推向君臣制阶段,不仅构建起了中国古代社会之基本政治构架,更奠定了中华文明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基调。     

环境诉讼的“破”与“立”

环境纠纷有多种解决手段．行政协调、民事协商和法律诉讼。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环境诉讼即绿色诉讼则是保护环境的最后一道防线。环境诉讼制度是为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国家、社会环境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环境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其在国外已被广泛接受并形成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然而．环境诉讼在我国却很难走上正轨,因为起诉难,审理难．判决难,搜集证据难,执行难,胜诉难等许多问题的存在,出现了无人起诉、无人去追究责任的问题,致使环境污染者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国家和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环境诉讼在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还是一片盲区．本文对我国环境诉讼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如何发展我国环境诉讼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求有效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制度。     

“消费维权”和“公益诉讼”的亲密再“接触”

新闻背景2011年10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该《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有关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规定,2011年12月12日,北     

“名”与“实”:社会抗争与社会抗拒的比较研究

当前,我国学界存在把社会抗争与社会抗拒等同看待的错误认识。通过"名"的辨析和"实"的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行为指向、性质及功能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社会抗争属于"依法抗争"范畴,对社会建构具有一定的正功能;而社会抗拒带有"以法抗争"属性,负面影响较大。在我国转型期社会冲突的现实图景中,社会抗争行动已经普遍化,社会抗拒行为尽管量少但已成为社会风险的一种新动向、新趋势。     

“城市病”的“民主药方”

在城乡变迁过程中，发展的扩张性与规划的约束性构成了尖锐矛盾。因错误决策、无序建设等酿造的“城市病”不断滋生，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的冲突日趋剧烈，为追逐政绩而制造的“形象工程”更是成为社会批评的焦点。要摆脱这些囚徒式困境．根本出路是拓宽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民主化渠道。     

我心中的“小康”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在西汉的《礼记》中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代名词。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人对"小康"的内涵定义也深化了,除了物质生活的富足,我们还需要可靠的社会保障,需要社会核心价值观,需要一个"美丽中国"。无论是过去的"SARS"、汶川地震还是现在的"H7N9"、雅安地震,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在追     

被“彭宇案”诱惑的“缺德”

近期，一批所谓“彭宇案”及其判决受到舆论的持续关注，并被认定为是“道德滑坡”、社会冷漠的原因。似乎在一切人际碰撞中，老年人都倾向于讹钱，而年轻人都是助人为乐者。这种看法其实很粗鄙，客观上，它替我们社会的道德冷漠找到了一个牵强的借口。     

“场域——惯习”理论下“感情常在”与“人走茶凉”的比较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是当代较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之一,用它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我国社会的非正式群体是我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重要现象是感情常在;日本社会一族郎党集团也构成了整个日本社会,其中的重要现象则是人走茶凉。本文指出基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可以对我国的感情常在与日本的人走茶凉进行试比较,从崭新的视角探讨中日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差异。     

从“救人者”变成“肇事者”浅谈社会道德冷漠

助人为乐、"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每个人基本的道德规范,然而近年来,屡屡出现受助者碰瓷,救人者成了"肇事者"的现象,让施助者寒心,让社会愤怒。这不只反应碰瓷者的道德品质问题,更反应出当今社会道德的冷漠,也折射出社会法律、制度、教育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道德良莠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安定和谐、民族的长久不衰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当前社会道德冷漠的现象,剖析其原因并提出及时有效地解决对策是极为重要的。     

动物界的“政治斗争”

动物在各自的族群里也会表现出政治行为—— 结盟政治分布在亚洲多国的恒河猕猴是群居动物,往往由30余只组成一个小社会。雌性恒河猕猴的社会地位往往是由其母亲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雄性恒河猕猴为建立其社会地位就得打斗、阻挡外敌以及行贿，但这些都要依靠结盟。     

关于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认识

许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提出不同看法,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后现代时代已经到来;也有的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还未完成;吉登斯则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对现代社会进行剖析,认为现代社会是现代性激烈展开的社会,是一个断裂性、风险性、全球性、相互关联性的社会。现代性社会特质的形成是由四个制度性维度构成,推动现代性形成的三个基本动力来源是:时空的分离、脱域和现代性的反思性;吉登斯抛开了西方社会流行的两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以社会实践的方法对现代性社会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密奏”得失

中国的古代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帝控制和指挥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皇帝掌握政情、社情、军情、民情主要靠的是奏事、朝议、刺察等形式,其中以朝臣的奏事所占比重最大.     

论“百姓”、“群众”与公民本位的确立

百姓、群众是自古有之称谓,是有别于达官贵人的社会阶层。然而到了现代,社会、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党政干部,仍然热衷运用这些称谓,在人人平等的社会里不自觉地把人们以社会地位划分起来。这显然与我国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义相悖。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人的现代化首先要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百姓、群众的称谓已经显然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符,应当尽早予以废除。     

“五伦”与“新五伦”之探索

中国传统社会的五伦,从西汉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代社会基本人伦规范,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步入近现代社会以后,由于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步丧失了其社会作用与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在传统五伦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六伦、五缘等新思想,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在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综合当代诸多学者对于中国现代伦理、道德重建的积极理论思想的成果,尝试性提出"新五伦"的思想,以就教于学术界,也希望能对从事具体道德伦理文化建设的工作者有思想的启迪。